2020-04-24 | 한동훈 기자

[警察组24/7]“司法处理前先对话”…校园暴力、楼层噪音纠纷也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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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7月,首尔某警察署的咨询室里挤满了学生和家长。5名初中生长期按学校前面某住宅的门铃后逃跑,被接到报警出动的警察发现,以非法侵入住宅案件受理,而受害者表示一定要见这些学生,于是双方聚到了一处。

在专家主持下开始的对话会上,60多岁的男性受害者先艰难地开了口。他诉说,自己与患病的妻子二人生活,长期以来学生们按门铃后逃跑,使夫妻双方都承受严重压力,妻子因此病情恶化,还需同时接受精神科治疗。

原本抱怨“不过是小小的恶作剧竟然报警”的加害学生和家长们一时肃然。听了受害者的经历,部分学生抬不起头,甚至流下眼泪。他们表示,意识到自己的恶作剧会给受害者带来巨大痛苦,并向受害者真诚道歉。受害者接受了学生们的道歉,并强烈表示不希望处罚学生,案件以内部调查终结处理。这是警方去年试点引入的“修复式警务”取得成果的一刻。

超越以处罚加害者为重心的“报应主义”司法体系,着眼于修复受害者创伤与当事人和解的“修复式司法”并不是陌生概念。韩国在检察阶段已实施“刑事调解制度”,在法院阶段实施“和解劝告制度”。值得关注的是,修复式警务在矛盾加深之前,于警察阶段引导案件关系人对话,寻求解决方案。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被害人保护规划系系长沈宝英表示:“若进行到检察、法院阶段、刑事程序长期化,受害者可能面临二次伤害,对加害者的负面标签效应也会加深”,“修复式警务在进入司法处理阶段之前、案件初期就通过当事人对话谋求解决问题,因而能够促成加害者真诚反省和受害者的实质性恢复。”

修复式警务须经严格程序实施。首先,认知并受理案件的警察会审查,比单纯进入刑事程序,通过加害者与受害者对话解决问题是否更为合适。成人案件由一线警察署配置的被害人专责警官,青少年案件由学校专责警官(SPO)与民间对话专门机构协商,最终决定是否举行对话会。对话在警官在场情况下由民间对话专家主持,加害者、受害者及利害当事人聚在一起,以事前会议和正式会议形式举行。通过对话完成修复程序后,加害者和受害者会写下承诺履行书,警方将载有此类内容的结果报告书附在侦查文件中,以便在检察、法院量刑等方面得到反映。若判断为轻微事案,也可由警察署长主管

作出训诫释放处理。警方有关人士表示:“会定期确认利害当事人之间承诺的履行情况等,必要时还推进事后会议。”

成果不错。据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介绍,去年4月至12月,首都圈地区15个警察署试点运行修复式警务,共受理95件,其中84件(88.4%)达成调解。在案件正式受理前即终结的有28件(29.5%)。调解内容(含重复)为:加害者道歉52件,承诺防止再犯、恢复关系64件,赔偿损失21件。每起案件平均对话3次,耗时约6小时。令人鼓舞的是,受害者和加害者满意度分别高达84%和83%。这也印证了既能实现受害者的实质性损害恢复,又能同时促成加害者防止再犯的努力。

修复式警务在校园暴力案件中尤为出彩。去年在操场玩球时发生口角、高二学弟殴打高三学长的案件就是典型。案发后,管辖警察署的SPO介绍了修复式警务制度,两名学生都认真参与了对话会。加害者承诺在学校称受害者为哥哥,并就赔偿暴力伤害治疗费等内容写下承诺履行书。最初考虑提起控告的受害者父母对对话结果表示满意,案件未另行受理即告结束。

此外,在尊亲属暴行、侮辱与名誉损害、楼层噪音纠纷中也进行了多起调解。由于成果良好,今年上半年将有95个警察署参与,下半年再增加47个,今年共计142个警察署将正式运行修复式警务。一直主张修复式司法必要性的天安支院部长法官林秀熙解释称:“能够在社区内预防犯罪的警察阶段修复式司法非常必要,也可能最为有效。”

不过,警方并非对所有案件都适用修复式警务。预计会产生二次伤害、加害者与受害者见面并不妥当的情形,受害者只要求金钱赔偿的情形,以及加害者只关心减轻处罚的情形均被排除。加害者在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方面有同类前科的情况也不进行。

警方希望制度得到改善,使修复式警务在司法体系中发挥比现在更实质的效力。沈系长强调:“虽然可以由警察署长权限作出训诫释放,但警察并无明文化的训诫释放权,在现场难以灵活适用”,“如果像英国那样,对轻微案件在法律上赋予训诫释放的权限,修复式警务将能更加活跃。” /韩东勋记者 hooni@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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