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22 | 고광본 기자

[观点]新冠打开远程医疗闸门…“分阶段实施”取决于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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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大邱的糖尿病患者金正国(65岁)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期间,通过常去的医院接受电话处方,再到药店取药。这是因为政府自2月24日起临时允许不论医疗机构或疾病种类均可进行电话处方。但对非新冠患者不允许配送药品。不过,仍有大多数医院诊所没有参与电话诊疗。首尔城东区的宋娜英(20岁)因咽喉感冒每年会去社区耳鼻喉科2~3次,她咨询电话诊疗时却得到“不看病人无法开处方”的答复。

据韩国保健福祉部统计,从2月下旬至本月12日约50天间,全国3072家医疗机构共完成10.4万余件电话处方(约13亿韩元)。全国总数约7万家的诊所、医院、综合医院、上级医院中,有4%以上参与了电话诊疗。政府评价称“此次以慢性病患者和高龄者为中心,得到了妥善利用”。5日还决定,对轻度感冒患者或慢性病患者等,允许视频诊疗和代理处方等。

# 收治新冠轻症、无症状患者的生活治疗中心展示了医院之间的视频远程医疗。医疗法虽允许医院之间的远程医疗,但几乎没有实际开展。韩国国民年金公团近期总体运营由安山中小风险企业研修院改造而成的“京畿国际第二生活治疗中心”,最近转为应对海外入境者感染和首都圈感染扩散之用。高丽大学医疗院所属医生通过手机应用监测患者,并以视频诊疗系统进行诊疗。共96人入住,23人治愈。3月初起在庆北闻庆的首尔大学医院人才院运行一个多月的第三生活治疗中心,由首尔大学医院本院医疗团队通过智能手机视频提供远程医疗服务。当地医疗人员与患者分离生活,进行X光检查等后传送至本院,再将出现异常症状的患者转送上级医院。

最大限度减少副作用、分阶段落地是关键

在新冠疫情带来的“非接触时代”,韩国也在逐步积累远程医疗经验。如今关注点集中于:为提高患者便利性、扩充增长动力,能否在传染病大流行之后仍最大限度减少副作用并分阶段使其落地。远程医疗自2000年金大中政府时期开始正式讨论,此后一再搁置,此次电话诊疗也有95%以上的医院诊所未参与。远程医疗要走的路仍很长。远程医疗涵盖远程诊疗与远程监测,需要在患者所在之处具备信息通信技术(ICT)环境和健康护理设备。

随着去年全球首个第五代(5G)通信时代到来,人工智能(AI)技术成长,智能设备的发展也在加速。Samsung Electronics开发出通过智能手机应用测量血压的技术,21日获得食品药品安全处许可。像这样已有不少远程医疗相关医疗器械获批,但因监管而在国内沦为无用之物的情况很多。最大的变数是相关团体的反对。若疫情之后分阶段实施远程医疗,大韩医师协会预计将以罢工为要挟强烈反对。部分市民团体和民主劳总也预计会以“担忧医疗民营化”为由表示反对。

美国、中国、日本乃至东南亚均已实施远程医疗

然而在海外多数国家,远程医疗已获允许并不断发展。尤其在美国、中国、日本等国日趋活跃。这一趋势不仅出现在国土广阔的加拿大、澳大利亚,也出现在近来智能手机应用使用大幅增加的东南亚。以医疗费高昂而闻名的美国,远程医疗自上世纪90年代起步,如今已相当成熟。占美国远程医疗市场约70%的“Teladoc”可让用户通过视频、电话、互联网在10分钟内接受注册医生的诊疗。该公司与企业签约,为员工提供远程医疗解决方案,2018年在总计2280万名对象中,以一级医院为中心在用户希望的时间完成了250万件对接。公司方面解释称“员工每次只需支付49美元即可接受远程诊疗”。“MDLive”“Amwell”“Doctor”等企业也在努力打破Teladoc的垄断地位。用户通过应用与医生约定时间、输入症状并登记卡号后,即可接受视频、聊天或电话诊疗。处方笺会传送至药店,药品也可配送。远程医疗患者中约20%会获取第二诊疗意见。截至2014年,美国每6件诊疗中有1件以远程方式进行,此后持续扩大。今年初在美国推出远程医疗应用的MediHere代表金基焕介绍称“在美国,不仅慢性病患者,20~40岁在职轻症患者的诊疗需求也很大”,“与保险公司挂钩的远程诊疗费比到院诊疗费相对便宜”。

中国在2015年初将西部5个省确定为远程医疗试点地区,2016年扩大至全国。国土广阔且医疗基础设施极不均衡的中国,用于远程医疗的“在线医院”已超过300家。新冠疫情期间,阿里巴巴、百度、京东等11家公司搭建了“在线医生咨询平台”。平安好医生在疫情期间用户大幅增加,完成了11亿件以上的咨询。阿里健康为海外居住的中国人提供了免费咨询服务。预计到2025年前后,远程医疗咨询占比将提高至25%。药品配送在河北省等部分地区有限开展。中国医疗健康产业调研机构Medseed代表辛英钟强调“传染病事件充分显示了远程医疗的有用性”,“韩国也需要在保险和医疗事故方面做好充分准备”。

日本的远程医疗于1997年面向岛屿偏远地区居民试点,2015年面向复诊患者扩大至全国。岛屿众多、老年医疗费支出增加而头疼的日本使用“在线诊疗”这一名称。因新冠扩散,自13日起将远程诊疗对象从接受6个月以上面诊的复诊患者扩大到初诊患者,并从高血压等慢性病扩大到肺炎和过敏性疾病。此前处方笺是配送给患者,因新冠疫情药品配送也获允许。最初参与的医疗机构仅为1~2%,但经历疫情后医院诊所参与大幅增加,使用者也增加了2~3倍。2018年远程医疗也适用了健康保险。NAVER集团的子公司LINE Healthcare去年底推出“LINE Healthcare”,进军远程医疗市场。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可通过智能手机视频通话接受诊疗、处方并购药、送药的应用也颇受欢迎。

执政党与政府、青瓦台在疫情后酝酿远程医疗牌

在韩国国内,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疾病等慢性病患者以及老年人、残疾人也希望实现远程医疗。远洋渔船、部队、监狱等处于医疗死角地带的人群同样如此。因为远程医疗能改善患者的医疗可及性与便利性。除高龄时代老年医疗费的节省效果外,还可期待医疗器械等健康护理产业发展带来的创业活跃与岗位创造。

文在寅总统14日在国务会议上强调“应积极培育迅速崛起的非接触医疗服务以及居家办公、远程教育等以数字为基础的非接触产业”。对此,总统直属第四次产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尹圣鲁表示“不能再推迟了。今后打算把远程医疗作为公共讨论场——黑客马拉松(彻底讨论会)的一个议题来讨论”。在4·15总选中大胜的共同民主党若与在野党时期不同、对远程医疗表现出积极立场,第21届国会有可能推进医疗法修订。此前2010年曾提出允许医生与患者之间远程医疗的医疗法修正案,2016年又出台修正案,将远程医疗对象扩大至岛屿偏远地区居民以及慢性病患者、精神疾病患者、手术及出院患者、老年人和残疾人、性暴力及家庭暴力受害者等,并以定期面诊为前提允许远程处方。但2018年将范围收窄,限定于部队、远洋渔船、矫正设施以及没有医务人员的岛屿偏远地区等。由于慢性病患者和老年人、残疾人等被排除,与2016年方案相比,对象从128万人骤减至8万人。

化解医疗界担忧的政治能力是核心

当然,对医疗界的反对主张也应认真倾听。在未能直接面诊患者的情况下若发生误诊,判断是医疗过失还是设备缺陷可能并不容易。也存在因网络黑客攻击导致个人医疗信息泄露的担忧。尽管政府屡次表示将以一级医院为中心开展远程医疗,但也有人担忧日后患者会涌向三级大型医院。医师协会方面表示“远程诊疗存在医疗事故风险,还存在医疗服务质量下降的问题”,“比起只强调国民便利和诊疗费节省,更应关注能否守护国民健康”。医疗界和部分市民团体主张,在疫情中公共医疗体系发挥了威力,不能让远程医疗成为通向医疗民营化的开端。

大韩民国医学翰林院会长任泰焕强调“政府不应只把医疗界归为集体利己主义,而应彻底制定应对副作用的对策”,“应在提高对医生和患者都便利的健康护理完善度的同时,形成全民共识”。汉阳大学特聘教授尹钟录建议“从获得一定优惠并提供自身数据的用户开始优先实施远程医疗也是一种方法”,“执政党与政府、青瓦台应与在野党及医生充分协商,发挥协调能力”。/高光本 首席记者 kbgo@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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