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态长期化,因居家隔离、在家办公等而诉说抑郁、无力感等情绪不安的人不断增多。全球范围内甚至流行起“新冠蓝”这一新造词。由于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宣布大流行、危害之严重可见一斑,医学界诊断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情绪反应。专家指出,一般随着时间推移会有所好转,但也有相反而恶化的情况,因此需要制定单独的应对措施。
事实上,自COVID-19综合心理支援团成立的1月29日至本月14日,韩国保健福祉部下属的国家创伤中心、岭南圈创伤中心以及罗州、公州、春川的国立医院等5处共进行了15650件心理咨询。全国精神健康福利中心面向居家隔离者及普通民众实施的咨询达113206件。因COVID-19而进行的心理咨询接近13万件,考虑到尚未显现出来的患者也不在少数,可见心理压力已达到严重水平。
担任大韩精神健康财团灾难精神健康委员会委员长的庆熙大学医院精神健康医学科教授白宗祐20日在东大门区回基洞庆熙医疗院诊室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指出:“最艰难的战斗是与看不见的敌人的战斗”,“疫苗尚未开发出来,局部范围内仍在发生社区传播,加上经济上的痛苦随之而来,这是现实存在的压力。”他接着强调:“随着COVID-19事态长期化,不仅需要物理防疫,心理防疫的必要性也在增大”,“就像流行病学调查官通过掌握确诊者动线来阻断传染病扩散那样,必须尽快找出陷入精神健康危机的国民,积极提供社会服务。”
——随着COVID-19事态长期化,灾难精神健康的重要性正在凸显。据了解,韩国的灾难精神健康体系历史并不长。
△三丰百货店倒塌(1995年)、大邱地铁惨案(2003年)等大型灾难事故当时,在医疗处置的同时也并行了精神健康学治疗,但只进行了短期。国家层面的灾难精神健康支援体系是以6年前的世越号惨案为契机建立的。认为国家灾难状况下需要为遭受极度创伤的人建立体系的精神健康医学科教授们,在事故一周后的4月23日左右成立了灾难精神健康委员会。随后,认为需要国家层面创伤中心的共识不断扩大,相关法律于2017年底通过,次年国家创伤中心得以设立。
——诉说“新冠蓝”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会出现哪些症状?
△新冠蓝并非另有医学诊断名称,而是指对传染病流行的不安、抑郁感、愤怒等复合情绪。但没有必要看得过于严重。反而应视其为正常反应。因为这是对现实中遭遇的非正常状况极为正常的反应。医学上也不另行赋予诊断名称,只表述为心理急救。就像给受伤的手缠绷带那样做急救处理即可。让其尽情表达自己的情绪、充分倾听并温暖地予以安慰是最好的办法。这样过一两个月,10人中约有8人会好转。不过其中约20%会经历类似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痛苦,因此需要积极治疗。
——随着事态显现长期化迹象,对新冠蓝的担忧正在升高。
△COVID-19与新型流感或中东呼吸综合征流行时不同之处在于,它伴随相当大的经济冲击。从精神医学科专科医生的立场看,最令人担忧的是自杀率上升。事实上,自杀在经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体制下的外汇危机时急剧增加,2002年家庭负债风波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也大幅增加。自杀死亡人数在2011年达到约15000人的顶点后,每年平均维持在约13000人的水平。实际上从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的统计来看,韩国自杀原因第一位是精神问题,第二位是经济问题,第三位是健康问题。COVID-19复合地包含了这些原因。尤其是有预测认为COVID-19将带来堪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巨大经济冲击,这种担忧因此升高。失业或收入减少等经济问题会放大我们社会最脆弱阶层的困难,将其推向走投无路的境地。与尽快找出COVID-19患者同样重要的是,尽快找出陷入经济危机的困难家庭并将其对接到社会服务的努力。
——海外是否也有因国家灾难而自杀率大幅上升的案例?
△2003年香港在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发生后的一年间,老年人自杀激增。分析认为,由于传染病导致的老年人致死率高,不安感极度加大,因而作出极端选择的老年人很多。相反,看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第一年自杀呈现比往年减少的趋势,但从第二年起,以男性和中年层为主,自杀率急剧上升。发生灾难或战争等大危机时,起初人们相互鼓励、支持而挺得住,但若无论怎样努力状况都不见好转,就会出现作出极端选择的情况。
——在国家灾难状况下,社会安全网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据日本精神医学界的研究,在走向自杀之前平均有3.9个以上的困难重叠。韩国国内研究中也是在4个风险因素之后导致自杀。也就是说,因COVID-19已经经历三种危机(精神、经济、健康问题)的人被推向极端状况的可能性不小。必须迅速发现突遭经济危机或面临家庭解体危机的家庭,并支援其所需资源。此时正是国家和各地方自治团体真正实力显现之时。
——不是存在资源有限这一根本局限吗?
△克服灾难当然最终归结为资源问题。财政投入很重要,但社会信任这一资源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事态越是长期化,让人们相互鼓励并坚持下去的力量正是社会信任。尤其对优先顺序的判断非常重要。病毒是平等的,但我们社会中最脆弱阶层的受害必然更大。就像此次遭受集体感染的残障人士设施、疗养医院、精神病院受到集中打击那样。这正是应以地方自治团体为中心,在就业、紧急财政、医疗、精神健康等领域对失业者积极提供个人定制型支援的原因。
——您认为韩国的灾难精神健康体系处于何种水平?
△可以说在人均国民收入3万美元以上的国家中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举例来说,甚至被列为慢性精神疾病患者住院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尤其问题在于缺乏社区上门服务。中东呼吸综合征当时因防疫体系薄弱而遭舆论痛批,之后有了很大改善,其中代表性的就是上门防疫服务。流行病学调查官直接走访居家隔离者,在进行详细流行病学调查的同时积极采取阻断额外感染的措施,使韩国成为全世界瞩目的防疫模范国家。各地方自治团体虽设有精神健康福利中心,但人力只有5人左右,非常不足。日常状况下尚可应对,但在当下这样的灾难状况下,连电话咨询都力不从心。美国或欧洲以法律规定按人口须配置多少名以上的精神健康福利专业人力。我们也需要借此机会完善灾难精神健康防疫体系。平时照护重症精神疾病患者或关照普通市民的精神健康,灾难时期则作为可投入心理防疫的人力资源加以利用。
——为克服此次COVID-19危机应作出哪些努力?
△应与家人、朋友、同事等周围人积极沟通,培养“共同体免疫力”。需要相互支持和鼓励,使身边没有落后或绝望的人,并以此作为迈向更好社会的催化剂。随着COVID-19事态长期化,许多人开始疲惫,因此应齐心协力做好心理防疫、培养共同体免疫力。 /郑玟晶 论说委员 jminj@sedaily.com
He is
1970年出生于釜山,1997年毕业于高丽大学医学院。2002年完成高丽大学医学院精神健康医学科住院医师培训后,于2007年取得精神医学博士学位。2007年起任庆熙大学医院精神健康医学科教授,2012年至次年赴美国杜克大学任访问教授。曾与已故林世元教授一同在韩国自杀预防协会参与开发“看、听、说”韩国型标准生命守护者教育项目,并自2016年起担任韩国自杀预防协会事务总长4年。自去年起担任韩国保健福祉部中央自杀预防中心长及大韩精神健康财团灾难精神健康委员会委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