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20 | 박준호 기자

儿童、残疾人性犯罪增加…负责的陈述分析官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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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科学调查部担任陈述分析官的A某,一个月多则出差四次以上,奔赴全国各地。一线检察厅委托对儿童、智力障碍者性暴力受害人的陈述进行分析时,他要亲自前往面谈后再作分析。按现行法律,对这些性暴力受害人的陈述内容需要征询专家意见,因此要分析受害人的环境、心理,无论哪个地区都必须亲自前往听取。再以此为基础撰写报告,由3名分析官共同就陈述的可信度得出结论。

包括A某在内的陈述分析官们诉称,仅仅听取性暴力受害事实本身就会带来压力。因为受害人回忆当时情景过程中的痛苦会传递过来。A某表示:“陈述分析官之间常说,听完受害人的陈述后,仿佛‘原封不动地承担了对方的精神负担’”,“整理受害人的录音、撰写分析报告时,文字所承载的案件之重仿佛压在身上。”

但他并非公务员。多年来一直是无固定期限合同职(公务职)。包括A某在内,大检察厅陈述分析官中有75%为公务职。综合大检察厅20日的说明,隶属于大检察厅科学调查部下属法科学分析室的11名陈述分析官中,正式编制人员仅有专门研究士1人和一般侦查职公务员2人(7级1人、8级1人),共3人,其余全部为公务职。人数也在减少。陈述分析官人数从2013年的14人减至次年13人、2015年12人,去年降至11人,持续减少。与其重要性和劳动强度相比,不仅没有得到应有待遇,人数能有所增加就算幸运。

相反,他们处理的针对儿童、智力障碍者的性暴力案件持续增加。去年陈述分析官受托并完成了儿童、智力障碍者性暴力案件中291件的受害人陈述分析。与7年前2013年处理120件相比,增加约2.43倍。不过,由于一起案件需3名陈述分析官共同分析,实际案件负担要重得多。

去年也有1名公务职陈述分析官辞职,但至今未补充人员。大检察厅内外称,补员困难的原因在于待遇不佳。大检察厅相关人士表示:“只要不辞职,雇佣是有保障的,但因身份限制,没有通过升职积累职业生涯的机会”,“也不发绩效奖金,一年一次左右的学术会议等海外出差也无法派遣,让人觉得抱歉。”A某表示:“以陈述分析官身份出庭时,不少情况下仅因不是正式编制公务员,连法官都会怀疑其专业性。”他指出,法庭上本应仅依据陈述分析报告的内容作判断,却并非如此。陈述可信度分析结果与法院判决一致的比例高达90%,他们的专业性获得了认可。

大检察厅编制内的陈述分析官均至少持有硕士以上学位。他们辞职后有的转往法院的家事调查官或其他民营企业,也有人因工作太辛苦而干脆选择完全不同的职业。大检察厅陈述分析室长崔善姬表示:“大家都知道待遇不好,因此凡是需要陈述分析专业性的地方都在关注这一问题。”

大检察厅每年都要求改善陈述分析官待遇并增加人员,但未获接受。其解释称,在大检察厅整体编制扩充都达不到预期的情况下,陈述分析官也不例外。大检察厅法科学分析科长朱民哲表示:“在儿童和智力障碍者性暴力案件中,陈述分析是揭示案件实质的核心环节,为保障业务专业性、连续性和结果的责任性,需要法律上的身份稳定”,“由于警方侦查的案件也要重新分析,这与检警侦查权分离并无关系,但改善迟迟未能落实。” /记者 朴俊浩 violator@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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