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20 | 백주연 기자

“文总统应为克服经济危机的劳资政社会大妥协押上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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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总统应立即着手推动为克服新冠肺炎(COVID-19)经济危机的劳资政社会大妥协。如果拖延时间,我们的经济生态系统将进入崩溃程序。文总统应以其职位为代价推动社会大妥协。”

20日,在首尔驿三洞NEAR财团办公室接受采访的NEAR财团理事长郑德龟表示,4·15国会议员大选之后的韩国经济形势比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彼此分担痛苦的合作精神比什么都迫切,文总统必须发挥领导力。他指出:“新冠疫情之后能否革新产业生态系统,将决定我们经济是呈V型或U型反弹,还是延续L型萧条,如今正处于岔路口”,“国会现在也必须铭记,经济是高于政治的上位概念这一事实。”

他判断,如果说新冠担忧正式开始的2至3月是为生存而恐慌的阶段,那么4月之后我国经济生态系统已进入崩溃的初期阶段。郑理事长说:“文总统要求启动经济中央应对本部体制是及时的”,“当下亟需组建危机管理指挥塔,政府与工会、企业分担痛苦,实现‘吴越同舟’式的社会大妥协。”

郑理事长曾在金大中前总统时期任财政经济部次官,其后出任产业资源部长官。他被评价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外汇危机时期在企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07年起领导东北亚战略研究机构NEAR财团。

应以社会大妥协阻止经济生态系统崩溃

郑理事长诊断韩国经济形势正逐步摆脱恐慌阶段,进入由产业危机引发的崩溃初期阶段。他强调:“2、3月因新冠带来的恐慌心理,人们抛售股票等资产,导致股市暴跌”,“为此主要国家下调基准利率、向市场投放资金压制了恐惧,但在当前这样的崩溃阶段,仅靠投入资金无法解决问题。”

郑理事长提出的首要答案是“社会大妥协”。即执政党与在野党政治人物应把经济置于政治的上位概念,思考为克服国家危机能够做些什么。他说:“执政党和在野党都有为政治议题或阵营利益而设的种种目标”,“在大选中拿下180席的庞大执政党已成为权力集团,但现在是必须把政治权力的行使搁置到年底的重大时期。”他接着补充:“在野党也不能只做抵抗势力,双方都应致力于提出替代方案,坐上同一条船。”意即在新冠事态解决之前,执政党与在野党应摒弃政争,把300个席位凝聚为一体,实现国论统一。

郑理事长将第二个大妥协主体点为韩国银行。他强调,即便是信用等级稍低的债券,为阻止企业接连倒闭,韩国银行也应积极出面买入。曾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委员的他,提及IMF危机时期,要求韩国银行发挥积极作用。郑理事长说:“1998年IMF危机时韩国银行也不愿买入低信用债券,出于中央银行保守的特性,主要想承接政府担保债和优质公司债”,“但现在即便是非优质债券,韩国银行也应附条件审查后承接,首先阻止企业倒闭,这是当务之急。”他主张政府、中央银行、国策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都应齐心分担痛苦。

接着,他提出的第三个大妥协主体是劳资双方。为阻止产业危机向家庭部门蔓延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困境,企业必须存续。危机状况下企业要生存,削减成本必不可少,因此必须以削减工资等劳动者分担痛苦为前提。他所说的妥协,是指如果保住岗位,私营企业、公营企业乃至金融业工会等劳动者群体自愿削减30%工资,或同意一定程度的冗员裁减。

IMF危机时任财务部次官的郑理事长,曾推行以裁员为条件支持企业重生的政策。他将此解释为“可持续的危机克服”的背景。意思是虽然全部保住就业最好,但要使经济复苏,只能以刮骨之痛付出部分流血代价。他说:“政府提供运营资金、减免税收让企业得以继续经营,可如果该企业的劳动者仍拿与从前一样的工资,企业又会陷入生存困境”,“在危机结束之前,双方都需牺牲、等待时机。”

应废除综合房地产税上调、每周52小时等抑制需求的政策

郑理事长将新冠引发的经济危机原因分析为总需求不足,并表示应暂时废除抑制需求的各项政策。全球传染病扩散使供应链崩塌,但需求同样消失,使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他强调:“现在是限制人员流动、将人困住的‘不流动(immobility·停滞)’状况”,“在经济无法循环、产业与家庭的传送带已断裂的情况下,不应再实施管制。”

据他所说,现政府越是延续上调法人税、财产税、综合房地产税,扩大每周52小时工时并提高最低工资的政策,需求就越难复苏。他指出:“在各经济主体的脚踝上都挂上沉重的铁链,再撒钱又有什么用”,“这是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向家庭和企业放钱,却反而抑制总需求的做法。”郑理事长要求对现有政策中阻碍需求的部分果断修正。方向是让每周52小时工时制按行业弹性实施,并冻结最低工资,使其不致导致就业减少。他补充说:“在企业濒临倒闭、个人濒临破产的情况下提高税收毫无用处,应慎重研究减税政策。”

郑理事长还主张应放宽在企业经营各环节构成障碍的管制措施。意即企业要在国际舞台上具备竞争力,保障自由的市场竞争环境十分重要。在全球供应链有机相连的全球经济社会中,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代:边缘企业或夕阳产业即使靠政府流动性支援延缓倒闭,也无法继续存续。郑理事长说:“强化劳动市场刚性的政策、现有利益相关者的寻租行为等,对投身创新事业的企业而言都是管制”,“在远程医疗活跃化,或曾被评价为公共运输生态变革的‘Tada’服务等利益相互冲突的市场领域,政府和国会层面应挑起担子,让创新得以发生。”

他接着提到结构调整作为突破经济萧条的出路的必要性。他提高声调说:“因为资源有限,需要结构调整的思维”,“不能因为能创造就业就向所有企业提供资金支援。”他补充:“反而应把这次危机当作机会,制定产业结构改革对策,把边缘企业、夕阳产业中延续下来的就业吸收到创新部门。”

应尽快建立克服国难的指挥塔

郑理事长警告,若政府与执政党不能在一个月内促成劳动界分担等社会大妥协以及现有政策方向的转向,将难以阻止经济崩溃,并强调应设立克服国难的指挥塔以及总统的决断。他说:“本次大选中诞生庞大执政党,是因为危机来临,国民把力量交给了总统”,“应以国民支持率为基础,让各经济主体分担痛苦,救活市场结构。”他讽刺道:“若陷入短期民粹主义而无法决断分担痛苦,即使获得了国民支持,经济也会垮掉,最终陷入什么都做不了的状态。”

他说,克服国难的指挥塔要设立并正常运作,执政党与在野党、劳资双方必须同坐一条船,因此总统应展现整合型领导力。要实现社会大妥协或转变现有政策,必然会遭遇利益相关者的冲突。郑理事长主张:“总统应宣布国政的最优先顺序是经济复苏,并将权限授予指挥塔使其能够一揽子决定相关事项,从而提高政治与政策流程的生产率。”

郑理事长表示,所谓“政治与政策流程”,是把政府政策在政治上收尾的过程。他强调:“与克服国难相关的讨论,不应作为政争层面被送上快速通道,而应在国会内设立机构,使其能够依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协议迅速处理”,“例如,不能让国会议员为解决企业倒闭或失业问题,而依照各自选区的利害关系各自奔走。”

他接着说,劳资分担痛苦也可能遭遇抵抗,但总统应强调为国家经济作出决断,走到国民面前,使各项政策不至于以政治仪式收场。他建言:“当国家共同体的利益与阵营利益冲突时,需要能够放弃阵营利益的国家级领导力。”

他特别指出,我国患有经济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的基础疾病,这也凸显了政府的作用论。据他所说,贫富差距等社会两极化与低出生率、老龄化等问题,即使政府推行财政政策、投入大量预算也难以解决。因为这些已成为社会领域的问题。他解释:“随着低增长与两极化同时发生,失业困境加剧,在经济圈域内生活的主体数量不断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无法进入经济圈域、只能在外部求生的经济主体的问题,已不再属于经济领域,而被纳入社会领域,从而产生对大政府的要求。”他接着指出:“最终,总统应成为吴越同舟的船长,出面促成大妥协。”/整理=白周妍记者 nice89@sedaily.com 摄影=权旭记者

◇He is...

△1948年 忠南唐津 △1967年 培材高中 △1971年 高丽大学商学学士 △1971年 第10届行政高等考试合格 △1983年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营学硕士 △1998年 第1任财政经济部次官 △1999年 第2任产业资源部长官 △2003年 首尔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所长 △2004年 第17届国会议员 △2007年~ 财团法人NEAR财团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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