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16日终于宣布,将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扩散而发布的紧急事态宣言适用范围扩大至全国。正如其“为应对5月黄金周”的理由说明所示,日本政府对疫情严重性的认识及忧虑体现得更为明确。在7日发布的紧急事态宣言中,只有东京都、大阪府以及福冈县等7个都府县被指定为紧急事态宣言适用对象,可以要求市民减少外出或人员密集设施停业,如今这一措施扩大到了全国47个都府县。
考虑到使紧急事态宣言得以实施、可要求停课或减少外出的《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修正案通过是在3月13日,而奥运会推迟的决定是在日本确诊人数突破1000人的3月21日之后3天即24日,紧急事态宣言则是在全体确诊人数突破3000人的本月3日之后、东京确诊人数突破1000人的6日才出台,日本政府的措施似乎难免遭到极为谨慎且迟缓的批评。
对于一提日本就让人想到地震等灾害、本以为准备充分的日本政府而言,这些措施难免让人质疑是否过于不足。特别是考虑到韩国将传染病危机警报级别由“警戒”上调至“严重”是在2月23日,尽管有大邱确诊人数激增的因素,但对此也存在应对迟缓的批评,相比之下日本的应对显得更慢、更不充分。若说这是与韩国权威式的“快快”文化相对的日本以手册为中心的“共识”文化,或许就此而止,但无论从理解邻国日本的层面,还是从应对今后将要面临的诸如疫情这类各种未知的21世纪状况的层面,都有必要对迟缓的原因作简要检视。
关于日本的应对,大体可从两个方面考虑。第一是比起防疫效果,更多考虑了经济影响的可能性。众所周知,许多国家在疫情期间实施社交距离措施时,都在防扩散效果与随之而来的经济冲击之间纠结。可以说日本同样在此纠结,并优先考虑了对经济冲击的忧虑。不必刻意提及奥运会推迟带来的经济损失,疫情引发的社交距离等举措会影响仍存争议的安倍经济学成果,并可能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维持,因此这是谨慎而艰难的决定。在这一脉络下,3月初停课令决定招致大量反对颇为有趣。批评的一部分指出该决定是安倍晋三首相的独断,但更多的是从经济或生活层面提出质疑:在双职工众多的日本,无法上学的孩子由谁照顾?这可以说是一个例子,表明经济层面的顾虑与关注并不少,且绝非局限于政治算计,而是与生活的实际层面相关。
第二可以指出毫无根据的自信或自满。在未能正确把握疫情危险性的情况下,对日本既有医疗体系或应对体制的过度自信或自满,可能造成了认识事态严重性的障碍和迟缓应对。这种毫无根据的自信,最明显体现在:尽管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是阻断无症状感染者传播可能性的重要基础手段,却未彻底执行,仍照常举办春季活动,结果出现了如今众多确诊者。这一点在美国和欧洲各国比日本表现得更为明显,最终导致病毒在全球蔓延,成为造成当前大流行局面的重要原因。正因如此,对毫无根据的自信之害尤须特别警惕。
危机的克服,并非靠毫无根据的自信,而要以正念正确感知并加以应对。最近还出现一种论调,如同《鼠疫》中帕纳鲁神父提出的宗教救赎那样,以有效应对危机为名,把权威主义的效用与领导力相混淆。危机之所以危险,或许正在于它如此刺激感性、威胁理性。正确地观察、思考、行动并保持清醒的重要性,疫情事态再次予以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