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态之下,销售额减少30%至90%的企业层出不穷。问题在于这一趋势可能延续至年末。连续三年营业利润不足以支付利息的“边缘企业”在上市公司中多达57家,两年间翻了一倍。结构调整的旋风又将刮起。首尔大学经营大学卓越教授宋在镕表示:“我国经济已陷入日本式长期萧条,又叠加COVID-19,正被逼向悬崖。”他呼吁进行根本性的经济结构改革。14日,记者在首尔大学校园的研究室见到了经营战略专家宋教授,听取其对我国经济克服危机之道的看法。
——COVID-19事态对我国经济有何影响?
△内需和出口都困难,今年不能排除负增长的可能性。内需方面,免税店、酒店、旅行社等受冲击不可避免。出口也一样。欧美封锁到第二季度仍难完全解除,汽车、电子产品出口将受阻。新兴市场则令人担忧国家违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称这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并预测将呈明年下半年以后复苏的“U型”走势。考虑到这一点,出口可能困难至明年上半年。
——是否必须有COVID-19疫苗和治疗药才能使经济好转?
△据说疫苗即便开发出来,临床试验也需要一年。美国3月最早开发并进行了试验性接种,但即使成功,年内恐怕也无法使用。治疗药方面,吉利德科学公司的瑞德西韦最被看好,但因副作用等无法保证,还要观察抗体治疗药的开发等。眼下只能迅速开展大规模诊断检测。
——我国经济在COVID-19事态之前就已相当困难。
△在COVID-19事态之前,就已陷入中长期低增长基调或日本式长期萧条。令人担忧的是,COVID-19将使萧条进一步加速。出口方面,中美贸易争端与保护主义、来自中国的主力制造业竞争加剧、中国增速放缓等使困难加重。在低出生率与老龄化导致内需结构性萎缩全面显现的同时,经营环境恶化又使企业向海外出走。正当竞争力削弱、需要转变经济结构之际,雪上加霜,又发生了COVID-19事态。
——COVID-19事态似乎使与出行相关的行业受到严重打击。
△航空、酒店、免税、旅游等与出行相关的行业受到极大冲击。下半年似会略有好转,但完全恢复需要很长时间。只有COVID-19终结或疫苗普及,人们才会真正开始出国旅行,今年很难,要到明年以后才有可能。
——政府以属于大企业为由,对航空等基干产业的支援犹豫不决。
△美国和欧洲对受冲击的航空公司也不论是否为大企业都予以救助。我们也应首先把重点放在救活企业上。可以以自救方案为条件延长信贷并提供各种支援。不过,即便要求自救努力,也不应套用适用于不良企业的标准。应限于出售闲置资产、削减职员薪酬、缩减或暂停分红等最低限度的措施。因为这并非经营失误,而是COVID-19造成的问题。
——有人提到原定收购Asiana Airlines和易斯达航空的公司有可能放弃收购。
△锦湖韩亚集团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勉强收购Daewoo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而受伤,在并购(M&A)中遭遇了“赢家的诅咒”。当时打算收购大宇造船海洋的韩华集团在金融危机到来后损失了一半收购定金并放弃。本次危机很可能对HDC现代产业开发的主力领域建设、房地产开发、休闲产业也带来负面影响。收购Asiana Airlines很可能成为HDC现产的赢家诅咒,其苦恼应该很深。Asiana Airlines的市值已跌至HDC现产原定收购价格的三分之一以下。推进收购易斯达航空的Jejuair的苦恼应该也类似。
——像IMF外汇危机时那样由政府主导产业结构调整是否可取?
△本次危机严重,政府有必要主动出面。由于政治层面因素和就业市场的冲击,推进结构调整并不容易。因此存在许多难以进行结构调整的僵尸企业。竞争力耗尽的企业若不退出,最终会拖住新兴企业和新产业的后腿。在危机状况下,分担痛苦和形成共识相对容易。政府给予“胡萝卜”并促其与其他企业合并,也可缓和对经济和就业的冲击。为处理因COVID-19事态而将进一步增加的不良企业,政府应积极出面。
——政府是否应支援所有陷入不良的企业?
△若全部支援,财政健全性将大幅恶化。政府应以受支援企业5至10年后是否还能存活为标准区分优劣,还要看产业当前的竞争力和未来前景。必须区分因本次事态陷入暂时经营困难的企业与此前就难以重生的僵尸企业。既然投入的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就不应受任何政治考量的影响。
——比较COVID-19事态前后,许多方面似将改变。
△此前只是耳闻的数字大转型将加速,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潮流也会加快。数字大转型将从三个层面推进。首先,无接触消费将加速。线下流通的销售额恐难恢复到COVID-19之前的水平。第二,企业将全面引入利用线上的商业模式。第三,随着居家办公和视频会议增加,业务流程将发生变化。如果在家工作生产率也不下降,那么大量使用正式员工或持有办公楼的必要性就会下降。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I)打造新商业模式也将活跃起来。
——也有人说企业经营的全球化将遭遇逆风。
△全球供应链今后仍会存续,但会出现弥补其不足的努力。不再完全依赖中国、越南等地的工厂,而是长期按主要市场分散布局供应链。零部件采购也将从一个国家、一家企业向至少两个以上国家和企业多元化。已迁往海外的工厂回归本国的回流(reshoring)也将扩散。因为随着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发展,“智能工厂”成为可能,低人工成本的吸引力下降,而在客户附近进行定制化订单生产的商业模式优势增大。
——全球供应链变化对韩国的影响如何?
△基本上全球贸易萎缩的可能性提高,对我们是利空。向中国出售零部件、材料、设备,由中国组装后出口到全球的模式,其比重必然下降。洲际贸易萎缩也可能使海运、造船产业受冲击。我们也应像美国、日本那样推行强有力的制造业回流政策。长期来看,有必要降低中国和越南工厂的比重,增加在美国等主要市场设立制造基地。
——为克服COVID-19事态带来的危机,最紧迫要做的是什么?
△需要根本性的经济结构改革。首先要大胆放松那些曾使企业离开韩国的监管。连来自监管严格的欧洲的企业都抱怨韩国监管过严、经营吃力。束缚新产业的监管也要大胆放开。为恢复制造业竞争力,还需推进如金大中政府时期那样的劳资政大妥协。资方承诺维持和创造就业,劳方则努力分担痛苦。在此过程中,必须缓和那种把企业赶到海外或迫使企业增加非正规职的劳动市场僵化。
——中国企业对我国企业的追赶非常凶猛。
△除存储半导体外,没有哪个产业可说韩国确实领先。中国有规模经济,人工成本也比我们低。中国追上我们只是时间问题。不过中国的品牌比我们弱。最终,全国性地需要加强研发(R&D)投资以打造差异化产品,并强化品牌营销能力实现差异化。必须怀有危机意识,推进知识型产业的高端化。/吴贤焕记者 hhoh@sedaily.com
He is…
1964年生于首尔,毕业于首尔大学经营学系,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获得经营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延世大学教授,后被任命为首尔大学经营大学卓越教授。曾任韩国战略经营学会会长、韩国经营学会副会长等。系韩国科学技术翰林院终身院士,并当选全美经营学会国际经营分会下任会长。其著作《智慧经营》《完美变革》《三星集团之道》等均登上经营类畅销书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