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09 | 김영기 논설위원

[清论直说] "为克服疫情经济冲击 企业核心监管应至少缓行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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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新冠疫情)事态长期化,企业经营日益艰难。从这一点看,代为传达财界困境的经济团体的作用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常任副会长兼韩国经济研究院院长权泰信强调,“要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至少在两年内应暂缓实施每周52小时工作制等对企业的核心规制”。他特别嘱咐道,“一家大企业倒下,就会带来数千家中小企业倒闭的结果”,“政府若因为是大企业就放任不管,合作企业和小微企业也会一同陷入困难,因此不能忽视对大企业的支援”。9日,记者会见权副会长,听取了新冠疫情之后的企业经营状况与危机应对之策。

——对新冠疫情的经济判断似乎正转向悲观。有预测认为,V型经济反弹或U型复苏难以实现,会像耐克标志那样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恢复。

△可能是耐克型复苏,或者像纽约大学教授努里埃尔·鲁比尼所说的经济急剧下坠的I型。耐克型会更接近L型推进,复苏速度将慢到严重的程度,并且难以预测。(因为不知道传染病何时能被阻断)现在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也都无法真正预知走势,是恰当的。

——不知道危机何时结束,似乎更放大了不安。

△外汇危机时是外汇不足,全球金融危机时是金融体系无法运转,而现在实体的供给和需求都出了问题。人们不出门、不消费,原本健康的大企业也出现现金流问题,供给体系随之崩溃。若发展到金融公司不良,就可能蔓延为金融危机。最重要的是,不像过去那样能够形成国际协作,这是个问题。

——世界各国竞相出台对策,您认为现阶段哪些对策有效?

△这次危机并非源自实体或金融体系的某一环节,而是源自病菌问题,谁也不知道何时结束。最重要的是不让企业破产。可以向企业提供紧急救助资金,由中央银行买入企业票据(CP)或公司债。美国决定推进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预算,我们也有必要把追加更正预算不是用于选举,而是投入社会间接资本(SOC)。本届政府上任后大幅削减了SOC预算。若增加SOC和研发(R&D)预算,既能克服危机,也能为未来做准备。

——我国经济状况也不好。韩国经济研究院预测将出现负增长。

△我们是内忧外患叠加。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在最近两三年有所削弱,韩国经济本身就有基础疾病。去年名义增长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6个成员国中排第34位。最低工资两年间上涨约30%,还面临缩短工时问题。即便因新冠疫情想对52小时制适用例外,也要获得许可,还得取得工会同意。去年我国企业为对外投资而输出的资金为618亿美元,外国企业在国内投资的资金为128亿美元,流出规模前所未有。即使世界经济复苏,也不会回到过去。取代自由贸易,保护贸易主义将加剧。可以说我们同时面对竞争力削弱和不利的国际秩序,今年负增长不可避免(韩国经济研究院在采访当天将今年增长率预期下调至-2.3%)。

——企业日益面临极限。

△眼下无法消费,酒店、百货店、影院等受到打击。上月初七家酒店企业的平均客房入住率仅为5.6%。批发零售加盟店中有一半销售额减少超过50%。企业流动性问题严重到出现“4月危机说”的程度。今年到期的公司债为51万亿韩元,仅4月就有6.5万亿韩元,却难以消化。政府为追加更正预算发行国债,越是如此公司债越卖不动,产生政府吸走民间资金的“挤出效应”。我们讲保持社会距离,被理解成完全不见人。哪怕小规模也应保持1.5米距离交谈,实行物理距离。只有这样才能激活内需。

——当前状况下需要什么对策?

△照此下去,会出现违约(债务不履行)的企业,可能比外汇危机时更严重。不能让企业倒闭。尤其是韩国银行的作用重要。不仅是物价,还应像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那样,以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为目标,积极推行货币政策。去年消费者物价涨幅在OECD国家中排第33位,物价之低如此。现在不是韩国银行担心物价的时候。哪怕修改韩国银行法第1条,也应发挥最后贷款人的功能。韩国银行应直接买入公司债和CP,防止出现违约,要救国家和企业。

——政府要求大企业先用留存资金等自行解决,对支援大企业的负面看法也依然存在。

△大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发挥很大作用,但对其关注却太过疏忽。外汇危机时30大企业中有16家倒闭,大宇的合作企业多达数万家,从业者也有16万人。大企业倒下,冲击会原原本本传导到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一家大企业破产,等于数千家中小企业倒闭,会出现数十万失业者。若像搞阶级斗争那样区别看待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就会像外汇危机时那样出现大企业连锁倒闭。不考虑这一点,实在令人遗憾。

——公务员和一线金融公司仍陷于自保主义。

△本届政府以来所谓“边良浩综合症(公务员的自保主义)”更趋严重,是因为要否定前任政府。在连科长级别都因在前政府担任过重要职务而被发配闲职的情况下,谁还愿意为结构调整挑大梁?韩国监查院对不干事的人放任不管,却处罚积极干事的人,所以没人愿意出头。

——您谈到结构调整,但没有负责推进的机构。

△在这种危机状况下,应明确任命野战军司令官,赋予责任和权限来推进。结构调整中,迅速性、准确性、一贯性很重要。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赋予金融委员长权限。若权限和责任不明确,与内部的争斗可能比与敌军的争斗更激烈。

——全经联最近向执政党递交了为克服危机而放宽规制的方案。

△即使新冠疫情得到解决,经济也不会立刻复苏。供应链本身已经崩溃,疫情结束后也不会一下子全部恢复。至少需要两年,在这段时间内应放宽规制。2009年我任国务总理室室长时,在全球金融危机状况下也曾建立临时性规制暂缓制度。最重要的是应尽快实施每周52小时制的例外方案。大型超市强制歇业制方面,应把每月休两次作为例外处理,休业时不得在线购买的规定也应解除。化评法(化学物质登记与评价等相关法律)内的化学物质登记义务也应作为例外。在当前这样困难的时候,怎能再套上这些规制枷锁?

——通过放宽规制创造附加价值的办法应该有很多。

△新冠疫情之后保护贸易加剧,就不能再只靠出口,必须激活内需。其他国家服务业比重约为70%,我们只有60%。应培育观光、物流、医疗等产业。此前各种服务业培育方案都被市民团体等挡住了。能创造大量优质岗位的开放型医院、引进知名外国学校、综合休闲设施等全都没能实现。我们率先启动的东北亚金融枢纽、物流枢纽,也全被后起步的中国上海和新加坡夺走。无人机、人工智能(AI)、优步、爱彼迎、远程诊疗等第四次产业的规制太多。应给予内需行业相当于制造业的优惠,以创造岗位。

——也有很多人要求改变本届政府的政策基调。

△重要的是基础疾病,必须把致病的因素扭转回来。应思考怎样才能让企业在我国投资。劳动改革和规制改革最重要。搞罢工和违法行为,在亏损状况下还要求涨工资,这像话吗?脱核电也一样。世界上最安全、最便宜的就是韩国型核电站。若难以改变脱核电基调,至少应重启新蔚珍3、4号机组工程,以增加岗位、救活中小企业。

——在税制上,我国企业相比外国不也处于不利地位吗?

△全世界都在竞相亲企业,而我们因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对立概念,大企业失去竞争力,税也收不上来。过去10年七国集团(G7)把法人最高税率平均下调了5.4个百分点,并扩大了各种设施投资税额抵扣,而我们却一直在削减对大企业的优惠。应扩大投资税额抵扣和研发(R&D)税额抵扣。以此为契机,也应减少作为准租税征收的各种负担金,降低企业负担。

/金永基论说委员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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