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态如海啸般冲击整体经济,今后大规模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对主导这一进程的经济指挥部的要求也随之增多。在需要如曾为克服IMF外汇危机发挥不小作用的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李宪宰那样强有力领导力的同时,也有不少声音认为,如今政府直接介入、亲自指挥结构调整存在局限,应尊重市场,尽可能交由债权团自主决定。与此同时,有观点指出,COVID-19之后第四次工业革命加速等产业结构改革不可避免,因此必须由具备未来产业愿景的“名医”来主刀结构调整。
随着COVID-19引发十余年来的首次经济危机,近来危机应对指挥塔出现了微妙的不小混乱。金融委员长殷成秀6日就大股东印度马恒达撤回资金支援的双龙汽车表示:“期待债权团等也将协商是否有可支撑经营正常化的部分。”
但在殷委员长发言之后,掌握双龙汽车支援关键的产业银行行长李东杰在与记者见面时表示:“我怀疑是不是马恒达受到资金压力才作出那样的决定(取消2300亿韩元新增支援),正在核实真伪”,对于今年7月到期的双龙汽车900亿韩元贷款,他也表示:“还没到期,何必现在就谈。”如果说金融委员长的发言在支援双龙汽车上有所侧重,那么被称为金融圈实权人物的李行长则表明了“中立”立场,显示出温度差。
一旦企业陷入连锁破产危机,必须作出艰难决断的局面势必接连出现,这正是外界认为一贯的原则与领导力对结构调整必不可少的背景。一位前经济部门高官就此强调:“应将‘市场原理’设为结构调整的大原则,由企业和市场能够信赖的专家来主导结构调整。”外汇危机时期,大部分企业通过银行筹资,因此“大交易”得以实现,政府也能介入调整,但如今企业筹资方式已多元化为公司债、商业票据(CP)等,忽视市场的结构调整不可能成功。
此外,认为当局应赋予最了解结构调整对象企业的银行等债权团充分自主权、尊重其意见的主张也颇具说服力。银行正筹集最高20万亿韩元的债券市场稳定基金以稳定市场,这也形成了今后在不良企业结构调整中能够发挥相当作用的格局。LG经济研究院研究委员赵永武强调:“企业是因COVID-19受到暂时冲击而需要支援,还是已成为没有重生可能的边缘企业,银行等债权团最为清楚”,“决定企业生死的判断应交由最能诊断这一点的‘医生(债权团)’。”
分析认为,结构调整过程中利益协调更加复杂,指挥塔的沟通与协调能力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外汇危机或全球金融危机时存在外部强制力发挥作用的一面,而如今不仅企业,包括地方社会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必须接受分担痛苦。一家国策研究院的相关人士表示:“考虑到产业或经济的未来等因素,如果企业属于基干产业或拥有尖端技术,即使短期成本较高也需要作出救助的政务判断”,“若要在最大限度减少政治影响的同时说服各类利益相关方,就必须有具备未来愿景和洞察力的指挥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