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地方选举前两天,即上月13日,爱丽舍宫。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总统神色凝重地站在镜头前,发表关于席卷法国全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扩散的全国讲话。核心只有一个:“绝不会让任何一个法国人就这样破产。”他不仅谈到国民,还表示企业也“不会让其陷于破产危机”。他承诺为企业免税,为员工提供特别失业救济。尽管选举近在眼前,27分钟的讲话中,他口中却一句也没有出现类似灾难补助金的字眼。韩国一位经济学家对此评价说:“他给国民的不是钱,而是会守护国民到最后的信任。这才是领导力。”
韩国五天后也将举行国会选举。尽管COVID-19的势头有所减弱,但在仍不能安心的情况下,选民中相当多人在犹豫是否该去投票站。担忧不止于此。环顾四周,到处都是担心我们的企业和店铺是否还撑得住、自己的岗位能否保住的人。政党和政治人物有使命在4·15国会选举中向他们传递带来希望的讯息。
现实却反其道而行。执政党与政府就向全体家庭的70%发放灾难补助金达成一致不到一周,就有执政党高呼向100%家庭发放。曾把灾难补助金称为民粹的在野党,如今却像从未说过那样,更进一步主张人均50万韩元。混乱完全由国民承担。卫星比例代表政党之类的政治工程横行,明明是别的政党,却有政治人物毫不避讳地介入提名过程。“是你先做错了,所以我做的不算错”,一夜之间改口的事屡见不鲜。昨天一套今天一套的做法,让对政治的“信任”无处立足。
信任的丧失还会留下另一种后遗症。选举是“服输”的过程。落败一方干净地接受结果,将其作为反省与自省的机会,胜者则获得新的推动力。本次国会选举中,即便执政党胜利,也可能流传因COVID-19而未能真正实现对政权的审判的说法。若在野党胜出,或将面对“取巧”与“变通”之胜利的批评。这是拒绝的时代,对立的时代。
本次国会选举与以往不同。未来四年是必须应对后新冠时代的时期。COVID-19之后的世界必然与此前不同。四处都能听到警告:不是单纯的变化,而是将彻底颠覆既有秩序的大变革。已有大量人失业,相当多中小企业和小工商业者站在悬崖边。存活下来的大企业与衰落的中小企业、小工商业者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自我隔离社会将引发流通结构与工作环境的大变革,势必动摇劳动市场。经历外汇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后已然拉大的两极化,也有可能再次压向我们的社会。政治、代际矛盾之上,阶层矛盾这一传染病也将一并蔓延。
也未必只是危机。就业的变化是把既得利益逐出劳动市场的机会。青年的危机可以像外汇危机时那样,造就充满冒险精神的创业公司鼎盛时代。将席卷产业界的结构调整风暴,是清理边缘企业、僵尸企业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转折点。但有一个前提:政治必须提供支撑。必须涌现出缓解两极化、引领经济社会大变革的栋梁之才。这是失去国民信任的政治人物做不到的事。
英国历史学家兼政治家赫伯特·A·L·费舍在其巨著《欧洲史》中说,“政治是让国民幸福的技术”。这样的政治并非不劳而获。正如这片土地上的民主是经过惨烈斗争才实现的,为后新冠时代的政治也须由选民的激烈选择去争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