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州藩虽被赶出京都,却握住了大义名分——因主张攘夷而遭镇压。排外主义者遭受镇压,总能激荡民心。排外主义在理性上并不正确,但情感却向那一边倾斜。越是弱小的国家越是如此。因为它们接纳外来势力并加以利用、实现飞跃的余裕与能力都很有限。于是排外主义者往往成为那个社会的领导者。然而他们纵然是为社会献身的斗士,也不该成为领导者。领导者必须是能提出超越斗士境界之人。
当时,在没有长州和尊王攘夷派的京都,以萨摩为首的有力大名们聚在一起,尝试构筑新的权力构想。即有力大名们聚集于天皇之下组成权力机构(参预会议)。若得以实现,连同江户的幕府,日本立刻就会出现两个政府。在大名之间的矛盾之下,这一构想未能实现,而要求攘夷的声音丝毫没有平息。不借藩权之力、全国武士横向联合发动起义的动向也开始出现。拥立逃出京都的尊攘派公卿的势力在京都以南起兵,水户藩的武士们则进入筑波山成为游击队。所有人都在等待被赶出京都的长州藩起事。
1864年夏,长州藩动了。它打着向天皇申诉长州藩大名冤情的名义,向京都进军。京都爆发战斗,几乎是250年来的第一次。在萨摩藩与会津藩兵力严密防守的宫城附近爆发了大规模战斗。宫城九门之一的蛤御门至今仍留有当时的弹痕,可见战斗之激烈。最终长州战败,过程中众多尊攘派“志士”身亡。此即“禁门之变”。长州对当时站在会津藩一边攻击自己的萨摩藩恨之入骨。而让这般形同水火的萨摩与长州在一年半后和解并结成同盟(萨长同盟)的人,正是坂本龙马。其协调能力极为出色。
京都东端有一处名为“维新之道”的地方,就在韩国游客也喜爱造访的清水寺后面。低矮的山丘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无数墓碑。从入口处便阴气森森。这是当时从事倒幕运动者的墓地。坂本龙马、木户孝允也长眠于此。其中有许多是在禁门之变中丧命的人。明治维新后不久由明治天皇所建。问题在于这里并非只有他们。此后在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等侵略亚洲过程中战死者也开始被葬在这里,人数达数千。沿着这些墓一路下行,最后会看到一面刻有帕尔法官面容的墙。他是太平洋战争后东京审判中为日本作无罪辩护的法官。这座墓地的规划令人十分忧虑。把从明治维新过程中死去的“志士”到20世纪对外侵略战争的战死者一并归为“护国英灵”以鼓吹爱国心,但反过来看,这等于把“志士”也一并与战犯绑在了一起。建议造访清水寺的读者抽空来此一趟,可以窥见日本人历史认识的深层面貌。只是这里既不有趣也不美,事后要怪笔者的人还是别去。
因“禁门之变”,长州彻底成了逆贼(日本史上称为“朝敌”,意为朝廷之敌)。毕竟是向天皇居住的宫城开了炮。京都数万间房屋被烧。长州带着7名激进派公卿退回本藩。对朝宫城开枪的逆贼,幕府不可能坐视不理。幕府军开始出动征讨长州。而恰在此时,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了长州的下关。此前曾被高喊攘夷的长州藩炮击并立即报复的西方列强,组建了更大的舰队再次进犯。形成了幕府与西方同时攻击长州的局面。舆论对长州抱有同情。坂本龙马愤慨道:“真正令人慨叹的是,攻打长州的西洋船只在江户修理之后,又去长州作战。这全都是因为幕府的奸臣与西洋蛮夷相互勾结。”(写给姐姐乙女的信)幕府与西方勾结并无明确证据,但幕府乐见西方的攻击则是确凿无疑的。
西方联合舰队来攻,沉浸在攘夷热潮中的长州武士们兴奋起来,认为终于有机会展现日本武士的武勇与气概了。然而这种精神主义没能维持几天。在西方舰队的猛烈炮击面前,下关的长州藩炮台暴露出只是一堆废铁。面对压倒性的武力、面对彻底的失败,长州武士迅速转变了姿态:“要战胜西洋蛮夷,就必须拥有他们优秀的武器、战法与军队。”这本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只是不愿承认而已。稍加思考便极其明白的事实,却因不愿承认而走上歧路、最终误入荒途,这样的事在人类史上不可胜数。较量的关键在于,谁能在不算太晚的时候冷静地正视现实并把准方向。
此时长州的态度令人惊讶。直到昨天还那样惨烈地高呼攘夷的人,一旦战败便与西方签订协定,判若两人。随后又猛烈推进“西化”政策。道理很简单:为了战胜西方而西化。为这一转变作出重大贡献的是伊藤博文与井上馨。前者无需另作说明,井上则是在甲午战争与甲午改革前后作为特命全权公使来到朝鲜、向朝鲜政府强加日式改革政策的人物。他们1863年瞒着幕府赴英国留学,听到西方舰队将与长州藩开战的消息后,为设法阻止而匆忙回国。也请一并记住,在与安重根相遇的46年前,年轻的伊藤曾赴英国留学。
自此到明治维新爆发的三年半间,幕府与长州藩(或萨摩藩)之间展开了“近代化的竞争”。幕府一如既往,以与西方的条约为基础积极引入其优秀文物;长州则为打倒幕府、为自身存活,尤其是为了驱逐西方,拼命吸收西洋文物。其核心一如武士本色,在军事领域,而中心人物正是高杉晋作。有一个说法叫“军事革命”。该学说认为,近代化首先是在进行战争的过程中,包括军队在内的各社会领域将效率、竞争、纪律内化而实现的。产业的高度化、金融的发展、民主化等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的。近代化之前的两三个世纪,欧洲处于持续的战争状态;而众所周知,东亚自18世纪以后进入了没有大规模战争的长期和平时代。按照这一学说,可以说东亚正因为是没有战争的和平体制,近代化才迟滞了。
再回到长州。所谓雄藩,人口也就50万左右,相当于平泽市的规模。这样的藩从1864年起,在三年多时间里推行了开天辟地般的改革政策。首先,不再只依靠武士的军队,而是动员平民入伍,称为“奇兵队”。如其名所示,这是非正规的奇特军队。名字来由是把非武士的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神官等聚集起来组成。但这支军队按西式方法训练。正规武士军队因自尊心而难以接受西式战法。武士各自都是战斗的主角,而近代军队的士兵说白了只是零部件。武士难以接受这一点。长州藩的改革派另行组建奇兵队,突破了武士的既得利益,而这一格局此后仍在延续。明治政府成立后,试图对不限于武士的全体国民实行征兵令的大村益次郎,被反对此举的武士刺杀(1869年)。武士对平民侵入武人角色愤愤不平,整个1870年代不断发动叛乱,其顶点是西乡隆盛率领的西南战争(1877年)。然而这支多达2万余人的武士军队,被明治政府的平民军队轻易镇压。若说通向这一结果的起点正是长州藩的奇兵队,或许有人会批评为“长州中心史观”,但要否认这一时期长州藩生死存亡的改革在此后历史展开中的重要意义,恐怕并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