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爆发已过去三个月,但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社会崩溃的尽头仍难以估量。所幸我们度过了最糟糕的关口,但不知何时会以何种形式出现大规模感染事态,难以安心。更大的问题在国外。虽然新增确诊者降至两位数,但境外输入确诊者较多,出入境管理的重要性凸显。
一般而言,克服国际性冲击之后,世界总会显示出回归冲击之前状态的复原力,但这次COVID-19前后的世界似乎会相当不同。在阻止COVID-19扩散、把人员损失降到最低并开发免疫制剂和治疗药物的过程中,国际合作的重要性短期内会被强调,但克服之后对国际合作体制整体的关注将会减弱。面对COVID-19重击全球的冲击,国际机构显得过于无力,某些方面甚至使事态恶化。二战之后的世界秩序以各类国际机构为中心得以维持。然而本应引领传染病防治与国际合作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其行为粗疏而扭曲,以致出现了应从机构名称中去掉“世界(World)”、或干脆把“W”改成“C(China)”的说法。为掩盖无能而把付出巨大牺牲的国家宣传为战胜病毒的成功案例,但在此次事态的责任论上绝无法置身事外。
COVID-19显示了各国防疫能力与努力的重要性,而国际合作体制未能正常运作,可能对国际关系产生不小影响。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等遭到重创,但运用大量人力与预算的欧盟(EU)所采取的措施只有关闭建筑物。
本应在发病初期向国际机构通报相关信息、启动国际合作体制的中国,反而掩盖事实,致使病毒扩散至全球,随着这一责任论被提出,美中矛盾将进入新的局面。中国计划在8日解除武汉封锁后,召开最大政治活动两会,宣布COVID-19终结。通过强调因美中矛盾而一度受挫的体制优越性,来化解内部对政府强制措施的不满,寻求政治上的安稳。若指出欧洲和美国等社会控制力薄弱的西方世界的问题,体制竞争可能重新点燃。
COVID-19之后全球化仍将持续,但其形态可能发生变化。人们将更多地认识到,基于经济性的必需药品和预防药物开发不应交给企业,而应在国家层面进行。各类贸易协定中关于必需药品知识产权规定的修改讨论也将成为必要,从小政府回归大政府的趋势似乎也难以避免。跨国企业的价值链也将考虑风险水平而重新调整,宗教活动、葬礼等人员聚集的活动也可能考虑社会风险而改变形态。
曾对口罩表现出否定反应、误判事态的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如今把克服COVID-19比作世界大战,推出特别对策并全力投入国家防疫,舆论正朝有利于特朗普的方向发展。若是往年,面对11月大选此时本应奔走全国开展竞选活动,但克服疫情的行动对特朗普而言正成为最好的竞选活动。心急如焚的是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崛起的前副总统乔·拜登。最关键的是因出行限制无法开展竞选活动,也就没有宣传自身政策的机会。
然而,特朗普连日出现在媒体上,展现出亲自指挥世界大战的总司令官形象。若特朗普再次执政,动摇世界秩序的可能性很高。正如试图把德国疫苗企业美国化所显示的,特朗普将强化制造业回流美国,并对中国提出疫情责任论,引发不亚于执政第1期的美中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