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顺应疫情之后的范式变化、前瞻性地制定产业发展对策的呼声日益高涨。这意味着除短期经济冲击的解决方案之外,还应以长远眼光为疫情之后设计政策蓝图。
疫情将给国际经济的力学结构带来巨大变化之风。世界经济自大萧条之后1944年签订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历经乌拉圭回合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体制等,通过自由贸易主义实现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也以二十国集团(G20)为中心启动消除贸易壁垒等协同体制,克服了危机。韩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也得益于自由贸易的潮流。但随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保护贸易主义日益加强,加之疫情这一前所未有的事态叠加,全球经济中各自求生的范式必将固化。出口的扩张势头也难免受阻。此外,如果疫情导致自营业者失业之后再出现边缘企业破产,就业大乱不久将成为最大议题。
这种变化反过来说明,必须尽快将韩国经济结构转向以内需为中心。尤其是作为就业宝库的服务业发展对策的制定是必不可少的课题。但韩国服务业竞争力低得离谱。作为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医疗、旅游、教育产业等因既得利益的抵抗而被重重叠叠的管制所包围。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6个成员国中仅列第27位。服务业发展法已在国会滞留9年。
政府应以疫情为契机,尽快制定服务业升级对策。应给予服务业相当于制造业的税制和金融优惠,并尽快解除阻碍以大数据和机器人等未来技术为基础的“新社会间接资本(SOC)”投资的各类管制。只有这样,才能为因疫情而被挤出的失业者创造容纳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