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雇佣劳动部于上月31日向最低工资委员会提出了2021年最低工资审议请求。1986年引入、1988年起施行的最低工资制,虽然对法律地位处于弱势、经济状况困难的劳动者发挥了保障最低生活水平的正面功能,但最近两三年却成为打击构成我国社会与经济活动基础的自营业者和小工商业者的直接重击,并沦为使毫无经历的青年社会新人连打工机会都被阻断的进入壁垒的主犯之一。其结果是,在就业市场上,所谓的“乙方”并未得到保护,反而演变成“乙方”与“乙方”之间的争斗。徒有老板名义的“甲方”们大量歇业,连获得“乙方”机会都没有的家庭不断增加。造成这种现象的责任,在于尽管最低工资制立意良好,政府却无视支付能力与公平性这一经济现实,固执推行收入主导增长政策。
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全球传染病事态、全世界经济呈现萎缩与倒退势头之际,海外经济分析机构预测我国2020年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将出现负增长。实际上已有评价认为今年第一季度同比出现下滑。此前因收入主导增长而失去活力、几近丧失免疫力的我国经济,在经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态后,如今已出现呼吸困难和咳嗽症状。
必须尽快动用一切治疗手段,同时让其保持安定、摄取充分营养,以提高韩国经济的抵抗力。然而在此期间上调2021年度最低工资,就如同夺走病人的饭碗。如同人体细胞一般的最小经济主体若无法恢复活力,身体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有观点认为,由于COVID-19事态,以公元元年为基准的BC(Before Christ)与AD(Anno Domini)的含义,或许应被视为BC是“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AD是“疾病之后(After Disease)”。实际上,14世纪的中世纪欧洲在经历鼠疫之后,社会与经济发生了诸多变动,其中还包括对人生观乃至人类存在的思考变化。身处中世纪无法想象的全球网络之中、又处于第四次产业革命潮流中的人类,必然被置于谁都无法预测的变动激流之中。不仅职业类型,包括雇佣与劳动形态在内的经济活动面貌都将发生大幅变化。
就此,作为国民之一,我向最低工资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呼吁。按最低工资法规定,最低工资委员会由劳动者委员、使用者委员、公益委员组成。但仔细想来,所有人都只是公益委员。若坐上那个位置只是为了代表自己的职业领域,而且双方以同等人数出席并发出相同的声音,那么这些委员就没有必要坐在那里。职业领域的声音,以咨询或提出意见即已足够。实际上,英国在1998年《全国最低工资法》中规定,低工资委员会“须考虑对英国经济整体及竞争力的影响提出建议案”,并特别表明立场:出身使用者及工会的委员应合理、建设性地参与决策,而非代言自身集团的利益。
如今所有人都应代表公益,认真地共同商议。此前已有许多专家指出我国最低工资制过度的僵硬性与不现实要素,也提出了众多替代方案。希望最低工资委员会至少在今年,不要围绕最低工资上调进行会掐断韩国经济气管的争执,而是共同思考如何将COVID-19事态之后转化为转危为安的契机,并向国民提出方案。特别是“正式的”公益委员们不应左顾右盼,应就究竟何为真正救活国民经济与百姓生活之路尽快做出良心的决断,及早阻断摇摇欲坠的经济的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