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扩散后出现的重大变化之一,是全世界对韩国的赞誉浪潮。世界各国政府和媒体每天高呼“像韩国一样、达到韩国那样、在韩国是这样”,恐怕这在历史上还是首次。
事实上,我们一直以“安全”为由,允许在街头各处安装闭路电视,为公共秩序而部分让渡了私生活。但我们也亲眼看到,正是这种“妥协”而成的制度基准,成为阻断初期确诊者扩散的主要钥匙,并带来市民社会能力的强化,成为赢得世界关注的主要原因。
韩国某基层地方政府推出的驾车检测方式已成为全世界的惯例,某医院设计的“步行式”诊断方式也被各国媒体大篇幅报道。原本提到恢复日常的政府,以第31例确诊者出现为契机,大幅采纳专家建言,推广以“检测”和“透明公开”为主的应对方式,这也成为全世界的示范答案。在教育界,为遵守法定授课天数而出现毫无准备的在线开学,教师们自发建立网站,推出授课方案等,并逐渐确立为标准方案,“由我打造更好的社会”如今在韩国正成为常识。
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最近在《金融时报》(FT)撰文《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在担忧此次危机将使全世界面临走向“极权主义监视体制”的考验的同时,也把韩国列为将由市民自律权主导的主要国家之一。危机之后,欧美各国实行封锁国境、禁止移动、关闭商店等措施,以“生命”为由,主要人权开始被轻易让渡;而拥有妥协方案、制度和运营经验的韩国反而取得了自律能力强化这一成果,具备了自我守护、培育成熟市民社会的基础资产——这可以说就是他的评价。
也许正如198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划出民主社会这一不可让渡的底线,守护了我们社会三十多年,此次的经验也可能在韩国植入市民社会这另一项先进社会常识,带来超越此前民主化运动的巨大变化。
COVID-19之后全世界会发生诸多变化,而韩国将经历的最大变化之一,或许就是进入成熟的市民社会。期待“国家监视个人,个人也能左右国家”这一常识从我们社会开始,扩散到全世界。/heew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