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01 | 이경운 기자

写悔过书求减刑…“N号房”那些人也能奏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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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号房事件”性剥削犯罪嫌疑人在庭审前已正式着手制定减刑策略。从撰写悔过书到志愿服务、精神病史等减轻量刑标准的手段,能否在这一引发全民公愤的案件中奏效,备受关注。

据警方等1日消息,涉嫌制作、传播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女性性剥削视频的“博士房”共犯们,在庭审前接连提交悔过书。据悉受“博士”赵主彬指使实施性侵的韩某,截至上月31日已八次提交悔过书,以未成年身份参与犯罪的“太平洋”李某也写了悔过书。由于类似案件中因提交悔过书而获减轻或减刑的先例不少,他们已启动“压低刑期”策略。尤其其中的公益服务人员姜某,去年因威胁教师案服刑出狱后曾向周围炫耀“悔过书写得好,减了刑期”,此事曝光后进一步激起愤怒。

性剥削犯罪者的减刑策略并不止于悔过书。虽因人而异,但年纪轻、精神病、需抚养家属等各种理由都会成为依据,从而拉低量刑标准。典型的是本月27日即将出狱的“暗网”儿童性剥削网站运营者孙政宇,2018年在法院仅被判1年6个月。当时孙某在一审中提交了多达500余张悔过书。二审中他强调因结婚而有了需抚养的家属,年仅二十出头以及幼年时期经历经济困难等情况也被纳入量刑考量。

性剥削犯罪者的此类减刑尝试在实际审判中确实奏效。韩国性暴力咨询所对去年宣判的性犯罪相关下级审判决中、登记于法院综合法律信息系统的137件量刑标准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一即48件将“被告人的反省与悔悟”列为减刑因素。法律界人士解释称:“近来性剥削犯罪被告人提交的量刑资料数量在增加”,“甚至出现了代写性剥削犯罪者悔过书的专业公司在经营。”

问题在于,此次“N号房事件”也可能出现同样结果。“博士房”运营者赵某平时在志愿团体担任组长并持续活动,过着双重生活。除赵某外,姜某也曾为残障人士提供洗浴志愿服务,行为相似。对此,法律界指出这是为掩饰犯罪者双重人格的防御性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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