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危机来临,美国人往往在星条旗下团结一致,强力支持领导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上不仅行动迟缓,还因缺乏一致性、断断续续的做法招致批评,而其支持率却呈上升曲线,大概也正是出于这一缘由。
但现在我们必须正视事实,认清不舒服的现实。美国正面临被贴上经济富国中疫情最严重地区这一污名的危险。原因在于政府无能。这就是美国“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的新面貌。
美国不久将超过中国,成为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疾病的第一道防线是确诊检测。美国在这里失败了。它用漏洞百出的检测试剂盒过晚开始检测,至今仍未摆脱初期应对失败的后遗症。
特朗普总统“任何想检测的人都能接受检测”的说法是残忍的谎言。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在美国接受检测要困难得多。特朗普声称实施的确诊检测比韩国更多,同样是胡话。因为这一强行算法没有考虑韩国人口仅为美国六分之一的事实。截至25日,韩国人均检测量是美国的5倍。韩国姑且不论,即便在政府无能屡遭诟病的意大利,人均检测件数也比美国多4倍。
从呼吸机到口罩、手套、防护服,美国什么都缺。也完全没有能把物资迅速供应到合适地点的国家应急体系。在宣布大流行(全球范围大流行)三周后的今天,纽约医护人员呼吁捐赠口罩,称他们在重复使用一次性口罩或自制棉布口罩。艾德·黄在时事月刊《大西洋》撰文指出:“特朗普政府的疫情应对,是无人掌舵、连明确方向都未定,却对着看不见的敌人空踢一脚的无能与无力的集中体现。”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把责任推给特朗普,说“特朗普本来就是个拙劣的领导人”很容易。但应对失灵的背后还有更大的问题。过去数十年,美国大幅削减政府预算,将独立机构政治化,持续强化地方控制,并肆意贬低和轻视公务员与官僚。
并非一向如此。历史上美国偏好有限而高效的政府。富兰克林·罗斯福缔造的现代联邦官僚体制惊人地敏捷高效。然而随着数十年来政府范围不断扩大,陷入Kia状态的官僚体制逐渐失去应有功能。上世纪50年代,联邦政府文职人员在全部就业中的占比超过5%。如今人口增加了1倍、按通胀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更是增长了7倍,而这一数字却降到2%以下。
联邦机构被堆积如山的各类规定和政治色彩浓厚的行政命令及规则所困,饱受人力不足和过重工作量之苦。在这种体制下,官僚几乎得不到权限或裁量权。
这种功能失调的大部分,在拥有自身机构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同样重演。制定全国统一的疫情应对战略迫切需要,但现实中公共卫生领域的实质权限被分散在各自强调独立性的2684个州与市政府机构,彼此之间不仅难以协调意见,连讨论本身都几乎不可能。
我们把美国的联邦制视为民主地方分权主义的成功范例。然而靠被撕得七零八落、破破烂烂的拼凑式权限,无法阻挡不分国境与地区界限的传染病。地方薄弱防线中只要有一处被突破,病毒感染就会可怕地蔓延到其他地区。所谓美国难道能照搬中国的专制体制吗的说法,不过是极其轻率的逃避责任。在成功应对大流行的政府中,也包括韩国、台湾、德国等民主国家。新加坡和香港动员的筛查检测、流行病学调查、隔离等最佳应对措施,并不压制而是干净利落。它们的共同点是拥有财力充足、应对能力强的高效政府。
在必须应对跨越国境、以光速蔓延的众多问题的当今世界,真正让一个国家变得例外的,是“能顺畅执行法律的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