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Statistics Korea公布了今年1月的出生人口。与上年1月相比减少11.6%。若这一趋势持续到年末,预计今年出生人口为26.7万人,总和生育率为0.82。也就是说,年出生人口自2002年以来的15年间一直维持在40万级别,从2017年进入30万级别,仅3年后就将降至20万级别。总和生育率去年为0.92,已十分令人绝望,今年将远低于此,仅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而这一估算甚至可能偏乐观。因为自今年初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态及其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冲击,至少会对今年10月以后的出生产生负面影响。
然而出生统计的公布,又一次在社会和政治上毫无反响地被悄然埋没。这次是因为COVID-19事态。每次都是这样。我国当前的超低出生率现象,每次都因种种理由几乎得不到关注就被放过,若换作其他国家,恐怕早已视其为国家危机,优先于任何其他议题。
低生育现象虽是全球趋势,但我国生育率处于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水平,这其中显然有特殊原因。近来将结婚和生育仅视为个人选择的倾向愈发强烈。但这些选择并非都是自愿的。或许是我们的社会和周边环境强加的结果。最可怕的强加,是生活在韩国社会的青年一代没有未来。从小接受课外辅导、努力读书上大学、努力准备就业,仍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就业之后职位也始终不稳定,无力承担住房费用等,连开启结婚等新生活的余裕都没有。在不确定性巨大的艰难世道中,连养活自己都已吃力。在韩国社会,女性从选择结婚和生育的那一刻起,就在职场生活、家庭生活等社会各个领域遭受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歧视,承受种种痛苦。不结婚、不生育反而更幸福。
一旦选择结婚和生育,便是痛苦的延续。孩子一出生,养育费和教育费负担便自然随之而来。生活在高度竞争社会中的父母,基于自身经历为子女的未来代替其竞争,相互推高成本。社会依然让人为了工作而放弃家庭。能够使用育儿休假等制度的对象本就不多,而且难以毫无压力地使用。育儿休假结束后,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又再度变难。因为父母的上班时间与孩子的托育或小学时间之间存在很大空档。这些难处最终只能靠痛苦和金钱(成本)来承担,这就是韩国社会。
只有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国民能够信任社会,人们才能安心选择结婚和生育。当然,认为仅靠若干政府政策就能解决,是一种自负。首先必须改革社会结构。劳动市场上基于学历、学校门第、性别、出身地区的不当歧视应被清除,必须彻底以素质和能力为中心。这将缓解过度竞争带来的社会压力,对青年就业产生积极作用,并进一步在公共教育体系中形成良性循环,有助于打破子女养育的高成本结构。有必要将社会系统彻底有机衔接,使父母与子女的时间之间不留空档。为此,职场中对父母工作时间的遵守必须彻底作为权利予以承认、不容侵犯,子女的托育设施、学校时间也应与父母的时间衔接并进行系统管理。特别是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不应依赖育儿休假等少数制度,而应强化弹性工作制等作为劳动者的权利,使其能够日常性地被使用。当然,这种以时间为导向的思路必须兼顾两性平等和阶层平等。这需要大量时间和努力。如今不仅是政府,企业、劳工、教育、妇女等各界主体都该挽起袖子、采取实质行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