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27 | 송영규 기자

[郑与蔚的语言闲谈]给我勇气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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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会觉得自己拥有的所有语言都消失了。在惊慌、不安、忧郁的时候,自己学过、读过、写过的所有语言都变得陌生。读了那么多书、写了那么多文字,我仍会陷入头脑一片空白、仿佛什么都写不出来的感觉。所幸在这种时候,我有一位即使突然打电话过去,也会像接一个极其重要的电话那样接起来的前辈。他出版的书不多,但也是我真正敬重的作家。昨天我就那样毫无缘由地打去电话,装作问候前辈,却把自己的抱怨一股脑倒了出来。“我以为所有讲座都取消后时间多了,文章会写得顺利,可无论怎么坐着,都写不出来。”前辈满不在乎地回敬道:“你只是写得不顺而已。我现在是完全、完全写不出来。”我哑然失笑。为了让我心里轻松,前辈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说得一塌糊涂。再怎么坚强的作家,完全写不出东西的处境怎么可能愉快呢。然而前辈把那艰难的处境变成了情景喜剧,并安慰我说“你可以休息一下”“你可以玩一玩”。我哈哈大笑,终于回到了“我”。作家可怕的敌人——写作障碍(writer's block,完全写不出文字的状态),有时就是这样被治愈的。

我不再为写不出文章而过分苦恼,开始寻找那些曾给我勇气的句子来读。读着读着,想起了这本书。作家玛雅·安杰卢在《妈妈、我和妈妈》中坦白,自己十几岁时因一次失误而怀孕,又在被男友绑走后遭到严重殴打、一度濒临死亡。勉强活下来后,她仍难以稳住心绪,感到严重的忧郁与不安,便径直跑到附近的精神病院,要求为自己诊治。面对因她没有预约而为难、称无法诊治的护士,她苦苦哀求:如果现在不给我诊治,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好不容易被安排到一位医生,面对他的那一刻,玛雅感到一种挫败:我无法向这个人讲述我的故事。因为他显然是白人男性、是医生、是富人,而她是黑人女性、是单亲妈妈,从未体会过真正的幸福,他绝不可能理解自己。

玛雅去找学生时代的恩师坦白:实在受不了了,这样活不下去。于是曾教她声乐的恩师递给她纸和笔,叫她写下“你能做到的事”,而不是“你做不到的事”。起初她摇头拒绝,最后终于坐到桌前开始写。“我能听见。我能说话。我有儿子。我有哥哥。我能跳舞。我能唱歌。我能做饭。我能读书。我能写字。”这篇短短的文字,就是玛雅真正的处女作。正是如此。给一个人活下去力量的东西,就这样简单而直接。有妈妈,有哥哥,能跳舞,以及——能写字。所有别的路都被堵住了,但仅凭能写字这一点,玛雅便重新振作。她作为作家获得新生。在种族歧视严重的当时社会,她超越了作为贫穷黑人女性单亲妈妈生活的痛苦现实,尽管如此,仍勇敢地重生为一个写作的人。我也是如此。重生为一个能写字的人,意味着在写作期间获得了不为任何外部刺激所动摇的勇气。写作,是获得一个美丽的出口,让我表达自己的梦想,表达我渴望他人的梦想与我的梦想相连的那份急切。只在写作的时候,我才能在种种痛苦中绝不被摧毁。尽管如此仍能写作,仅凭这一点,我就完全自由。耀眼地充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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