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大流行下,美国华盛顿政界的应对正在向经济方面“重心转移”。经济专家和政界人士纷纷抛出各自偏好的政策工具,从减税、对企业的紧急救助,到面向全体国民的现金发放。这些提议都有充分讨论的价值,问题在于焦点偏了。这次大流行本质上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整体医疗管理体系(医疗保健)的危机。
这或许听起来像是学术层面的差别。但只有清楚理解危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才能制定出有效的应对之策。
在经济危机状况下,人们会失去工作,也会因没有生活费而陷入困境。这正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当时发生的所谓“需求冲击(demand shock)”。另一方面,生产者也会因各种原因提高产品价格,使消费者难以购买商品。经济学家称之为“供给冲击(supply shock)”。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机属于这一类。
如今消费者即便有钱也无处花。因为商店、餐厅、电影院、体育场馆、购物中心等全都关门歇业。尚未关门的工厂,如果从供应商处拿不到零部件,或者愿意采购其产品的一线零售店不多,也只能在不久之后停产。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政府把现金直接交到消费者手中,消费也无法实现“急速启动”。同样,即便向生产者大量投入公共资金,也无法让生产“急速点火”。就此而言,COVID-19事态在规模与层次上都不同于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或9·11恐袭惨剧的后遗症。专家警告,当前状况即便只持续数月,也会带来超过“大萧条”的经济灾难。
笔者并非要反对政府正在推进的综合性经济措施。我们需要有能力吃饭、买药、支付各种款项的经济能力。《纽约时报》(NYT)专栏作家安德鲁·罗斯·索尔金就为了救经济、当前状况下政府应采取何种最佳办法,向专家们进行了询问。综合他们的意见,索尔金得出的结论是:“应以不裁员这唯一一个条件,向所有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无息提供相当于紧急短期贷款的‘过桥贷款’。”当然这会花费巨额成本,但这是为了避免需要付出远高得多代价的经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解决方案。
然而,如果不首先承认美国正面临医疗管理体系危机这一事实,那么任何办法都不会奏效,危机也不会化解。
中国宣布,18日至20日本土没有出现任何新增确诊者。韩国、台湾、新加坡显示感染者扩散势头的陡升曲线也正在逐渐趋平。它们在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对策之前,把处理COVID-19这一医疗危机放在了最优先位置。
相反,美国的感染者人数正以危险的速度快速增加。近期《华尔街日报》(WSJ)头条报道的标题是“新冠病毒检测令全国陷入混乱”。该报称“全国临时搭建的筛查点简陋,气氛混乱”,并指出“检测推进速度也远比专家预想的缓慢”,认为这种混乱“部分原因在于联邦政府应对迟缓”。
美国对疑似感染者的检测比例低得令人震惊。不仅落后于多数经济大国,与出色管理了此次危机的亚洲国家更是完全无法相比。如今美国各地医院仍在发出警报,称病床、医疗设备及医疗用品极度短缺。但最糟糕的局面尚未到来。在感染者人数每两天翻一番的情况下,正如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所说,美国的医疗体系正迎来一场“海啸”。
唐纳德·特朗普美国政府的应对依然缓慢且断断续续。几周前专家就已要求额外准备数千张病床,但海军直到现在才对两艘医院船展开整修作业。甚至连医院船上应配置多少人员都还没弄清。
特朗普总统多次提及启动“国防生产(defense production)”命令权的计划。但只是说说而已。到底在等什么呢?特朗普总统应立即指示制造企业着手生产出现供应短缺的核心医疗设备。同时应动员军队开设野战筛查诊所和野战医院,并将主要枢纽城市的酒店和会展中心改建为医院。此外,还应为疫苗研发与生产推进类似曼哈顿计划形式的公私合作项目。因数十年来预算削减而苦于人员、设备及资金不足的联邦机构,没有余力妥善应对这种规模的危机。
还有一点。特朗普总统应把全世界团结起来,构建应对人类共同威胁的国际协作体系。如果美国与中国、欧盟(EU)携手,例如疫苗研发成功的可能性将大得多。
尤其中国生产着世界所需物资和医用原材料的大部分。
如果特朗普总统取消关税,使美国人无需支付额外成本就能以低价购买中国产医疗设备,中国也会以增产作为回应。
最后,特朗普总统应避免把COVID-19称为“中国病毒”等会激起中国敌意、煽动排外情绪的言论。美国正在与病毒作战。战时应努力寻找友军,而不是制造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