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引发的经济危机中,“灾难基本收入”成为热门议题。灾难基本收入源自不论收入、资产、就业状况,向全体国民发放的基本收入这一构想。起因是上月时任Socar代表的李在雄在青瓦台国民请愿板上发帖,要求“向因新冠疫情陷入困境的国民每人发放50万韩元”。此后,首尔市长朴元淳、京畿道知事李在明、庆南道知事金庆洙等地方政府首长齐声呼应,纷纷要求实施灾难基本收入,讨论规模随之扩大。
在政府对灾难基本收入要求反应冷淡之际,率先行动的也是地方政府。全北全州市通过追加预算案,向失业者、非正规职等弱势群体5万余人每人发放约52万韩元灾难基本收入支援金。首尔市也计划对中位收入100%以下家庭中未通过本次追加更正预算案等获得支援的家庭发放30万至50万韩元。江原道同样决定向小工商户、失业者等30万人每人支援40万韩元,京畿道则由道议员出面提出《灾难基本收入发放条例案》。
要求灾难基本收入的地方政府首长并未就此止步。政府以财政健全性等为由表现慎重后,朴市长逼问道:“没有市民的健全财政有何用?”他甚至主张尚未确定的第二次追加预算中必须包含灾难紧急生活费。李知事则向总统公开致信称“务望切实实现全民灾难基本收入”。在外媒报道美国决定向全体国民每人发放1000美元、日本也在研究之后,此类动向愈加强烈。
但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洪楠基仍持慎重态度。洪副总理20日在政府首尔办公楼举行的外媒记者座谈会上划出界线表示:“政界的说法是希望发给全体国民,但从财政当局立场看,向所有国民发放既涉及公平性问题,也涉及形成国民共识的问题,还有需投入巨额资金的财源问题和有效性问题”,“我认为难以轻易同意向所有国民发放。”
反对灾难基本收入的专家也表示,向全体国民发放现金的方式无法保证提振经济的效果,却可能带来只增加国家债务的结果。首先是财源筹措问题。瑞士2016年为决定是否向全体国民发放普遍基本收入而进行全民公投,结果76.7%反对而被否决。当时最大的问题也是财源筹措。国会立法调查处近期发布的《灾难基本收入讨论与主要争点报告》分析称:“据了解,瑞士国民反对基本收入的理由是税负至少要增加两三倍,而现行社会福利制度中相当一部分将会消失。”也就是说,若要引入灾难基本收入,财源确保方案需透明、明确地公开。
而且主张灾难基本收入的地方政府大多财政自立度较低。据地方财政统合公开系统“地方财政365”显示,以2018年为准,韩国国内广域及基础自治团体的财政自立度平均为54.29%。即便如此,各市道之间差距也很大。首尔市(82.2%)、世宗市(72.7%)、京畿道(68.4%)等前三位财政自立度达到或超过70%水平,而全南(25.7%)、全北(26.5%)、江原(28.6%)等末三位连30%都不到。甚至在基础自治团体中,财政自立度处于10%区间的比比皆是。这意味着没有政府帮助,地方政府很难自行发放基本收入。
实效性也令人怀疑。新冠经济危机并非因为没钱而发生,而是因为对传染病的恐惧导致人员流动受限而产生。为防止新冠扩散,政府甚至出面开展“社交距离”运动。海外也是如此。法国政府发布了禁足令,美国政府将旅行警报上调至最高级别第4级“禁止旅行”。在人们外出活动减少、消费萎缩的情况下,有人指出即便直接把钱交到手里,人们也未必会出门消费。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张夏准在CBS广播采访中也表示:“给钱有什么用?根本没法出去花”,“要真正帮助人们,就应该帮他们承担基本生活所需的房租、电费、水费之类的费用。”
也不能因为主要国家这么做就跟着做。正在筹备基本收入的美国和日本使用的是在国际交易中被认可的关键货币美元和日元,具备可利用发钞能力偿还负债的结构。但韩国使用的韩元不是关键货币,印钞越多价值只会越低,进而可能导致对外信誉度下降,因此必须慎重。民间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也低于美国、日本等国。韩国民间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为48.1%,而美国和日本分别高达68.1%和56.6%。有分析认为,在出口比重较高的韩国经济结构下,基本收入的效果不会很大。
就连日本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为刺激经济向全体国民发放现金,也未取得明显效果。当时向全体国民每人发放1.2万日元,18岁以下和65岁以上每人发放2万日元,但大多数日本国民将其存了起来。尽管如此仍再次撒钱,有分析认为背景在于政治逻辑优先。由于国民普遍认为一旦出现困难政府就应出面,这是为博取政治人气而作出的选择。
在韩国国内,随着新冠导致的经济危机长期化,政界要求发放灾难基本收入的呼声预计也将更加高涨。洪副总理在前述外媒记者座谈会上还留下一句“政府层面将继续研究灾难基本收入”。面对未充分考虑经济效果与问题的政治要求,洪副总理是否会改变此前“难以轻易同意”的想法,备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