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们在深爱的家人去世后,总渴望留住其容貌。古埃及曾直接用蜡或石膏为死者面部翻模,后来由此发展出死亡面具,主要用作制作肖像雕塑的参考。而在罗马共和时期,这类制品并非用作参考,而是用蜡或大理石制成已故亲人的真实容貌,供奉在类似柜子的私人空间内。这是一种祖先崇拜习俗,也是守护家族认同的一种方式。罗马人并不关心身体特征,而是重视面部,连一道皱纹、一根毛发都不肯描绘有误,表现出对细节的执着。因此雕刻家会在工作室里预先备好多件无头的身体雕像,待有人订制时,才把死者的头像制作得如照片般逼真,再与身体接合。公元前1世纪制作的《手持祖先头像的罗马贵族》中,站立人物手中头像那丰厚的面容,似是这一家族的共同特征。相反,作为其后代的站立人物面容更为清瘦,略有不同。后来查明,这尊人物雕像原本的头像已遗失,不得已用别的头像替代。
家族肖像画大量出现是在17世纪以后。而从家族肖像画的空间布局中,可窥见家族成员间的尊卑次序或心理关系。德国画家约翰·佐法尼(Johann Zoffany,1733~1810)所绘《约翰,第三代阿瑟尔公爵及其家人》,展现了一家人在自然中共度愉快时光的和睦景象。画面左侧绘有父亲与长子,构图十分疏朗;而右侧苹果树下,母亲与六个孩子却拥挤地聚在一处。左侧虽仅两人,却因此格外吸引视线,暗示这个男孩是将延续家门香火的长子。母亲与六个孩子被象征结实、丰饶与多子的果实和花朵环绕,绝非偶然。远处背景中的围栏则表明,这片田园牧歌般的草原是他们的私有地。18~19世纪大量出现的此类画作,表现了精心打理抒情秀美景致、与自然共处的富裕地主生活。近来有美术史学者指出,画家们描绘自然的视觉魅惑,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人们淡忘了当时农村的困境与农民的惨状。
家族肖像画在Tongyang属于近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绘画。中国清朝流行“先世图”,把家族数代的数人乃至数十人绘于同一画幅之上。这既与祖先崇拜意识相关,也含有炫耀家门兴旺的意图。在我国,国王或士大夫的肖像作为儒家传统曾大量绘制,但家族肖像的开端,可以说始于1880年代传入的摄影。过去难以订制肖像画的普通人,尽管价格高昂,却不论身份都能拍照,因此摄影作为记录人物的新方法备受瞩目。当时的肖像照多为全身像,并未大幅脱离传统肖像画的样式。然而,由被视为科学器具的相机拍下的肖像照,被认为比真人更为写实,似乎更准确地满足了纪念的目的。
朝鲜出现照相馆,与1842年出生的画员金容元(1842~1892)有关——他于1876年作为修信使的技术类专门随员前往日本,对在当地所见的摄影术产生了兴趣。回国后,他于1883年在首尔苧洞聘请日本摄影师本田修之助开设摄影局,后来开始独立经营。作为修信使一员、以朴泳孝随员身份赴日的池运永(1852~1935),也在神户学习摄影术,回国后开设摄影局,开始从事摄影。另一方面,出身官僚且颇有财力的黄铁(1864~1930)于1882年在上海学习摄影术三个月,拍摄高官、名胜古迹与宫阙等。他还向高宗上疏,主张肖像画如今应以照片替代,并应废除图画署。然而普通人对摄影的理解十分浅薄,各种骇人的传言四起。有说拍照会缩短寿命,还有说会诱拐幼童、将其煮死后取其眼睛制作照片药水等可怕谣言。1884年甲申政变时,甚至发生了人们攻击并破坏照相馆的事件。
1910年以前,国内照相馆经营几乎以日本摄影师为中心,但朝鲜人经营的照相馆也在逐渐增多。受欢迎的照片除周岁照外,多是纪念花甲或婚礼的全家照,在耆老所一类地方也有集体拍摄的情形。早期全家照中,大多所有人都正面注视镜头,这种构图也影响了绘画。后来成为北上作家的裴云成(1901~1978)的《家族图》(1930-1935)中,众人也都呈正面注视之姿。这件作品是家境贫寒的裴云成以自己曾充任书僮的富豪白寅基宅邸为背景所绘。据说裴云成之所以赴德成为画家,是因为随白寅基之子白明坤前往柏林,后白明坤因健康恶化回国,裴云成则留下学画。这幅大家族肖像画极为重视家族次序。构图中央坐着祖母,长孙坐在祖母膝上。在德国作画的裴云成为让众多人物容纳于一个画面,在前排站立者身后画出坐在正厅木地板上或从房中向外张望的人物,窗外则绘入风景,这种构图是北欧文艺复兴绘画常用的手法。虽非家族成员,裴云成本人也身着白色长袍出现在画面最左端。
1930年初拍摄的著名影像艺术家白南准的全家照十分有趣。白南准的父亲是朝鲜末期的纺织业巨商白乐承,这个家族比一般人更早接触西方文化,据说还拥有当时普通人做梦都不敢想的汽车和钢琴。初看这张照片,从身着传统韩服的女子,到穿学生制服的男生、着新式西装的男性,似是一张平常的全家照,其实照中人全是女性。最前排左侧身穿男式长袍、头戴斗笠的白南准母亲,以及数位亲属,都是男装扮相。白南准于1984年公开这张照片并将其作品化时,道出了照中各人的身份。他还讲述了一段轶事:某日聚在家中的女性亲属为取乐而着男装去街坊照相馆拍照,照相馆却把这张照片挂在陈列窗里,她们羞得一段时间不敢出门。1930年代家庭主妇竟着男装拍照,实在令人惊讶;由此也不禁推测,近代时期朝鲜人的身份认同与男女观念,或许比想象中更具流动性。可以说,1930年代虽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压统治之下,人们却逐渐睁眼看向国际文化,女性也开始摆脱传统的男女区分。
随着韩国社会自1950年代以后转向以核心家庭为中心,大家族的形象几近消失,直到林玉相的《6·25之后金氏一家》(1990)中重新出现。这件令人联想起裴云成《家族图》的作品中,众人皆面向正面,而家族中数人的位置却空白发白。画中没有关于他们生死的提示,也没有政治叙事,但那些空缺的位置切切诉说着民族的悲剧。就此而言,这幅肖像画也可说带有历史画的性格。 <美术史学者·前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