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17 | 최수문 기자

[崔守文特派员的中国页] <49> 被困于中国梦的“数字”……业绩压力下虚报与瞒报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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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去年3月5日在“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句话格外引人注目。李总理提及上一年即2018年的经济增长时表示,“国内总产值(GDP)增长6.6%,规模突破90万亿元”。他随后补充说,“经济增长速度与用电量、货运量等实物指标相匹配”。北京消息人士对此解释称,这是在提及“李克强指数”。

李总理2007年任辽宁省党委书记时曾表示,“完全不相信中国的经济统计”,“相信的只有用电量、铁路货运量、银行贷款额这三个数字”。西方国家称之为李克强指数,并将其作为推算中国经济的指标。如今这位李总理却在说中国GDP统计与李克强指数一致,以此来说服国民。

李克强指数在近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态过程中再度受到关注。据彭博社报道,近期台州市等浙江省3个城市的工厂用电量被报告大幅增加。据悉,因人力不足而无法开工的企业甚至使用空调等电子产品。中央政府在COVID-19事态后督促经济快速恢复正常,地方政府便伪造指标、装作已在进行生产活动,而此时被动用的正是李克强指数之一的用电量。

中国的统计造假争议早已声名在外。有很多人指出,从GDP到生活中的细颗粒物数值,几乎没有一项可以相信。特别是随着COVID-19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加大,政府和企业受到的压力加剧,令人担忧统计造假的可能性也将随之进一步上升。经济实力世界第二的国家丧失信誉,最终可能演变为全球经济的扰动。中国初期缩小操控COVID-19疫情所导致的“大流行”(全球性大流行),或因中国经济衰退而引发世界经济同步下滑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据专家分析,中国之所以出现统计造假,最大的原因是独裁体制下对政绩的压力。中国政府最大的关注点是经济增长,而负责这一工作的官僚的任免完全由上级决定,在此情况下,即便造假也要先把业绩做上去。缺乏制衡机制也是问题所在。政府垄断信息,没有民间团体的活动与言论自由,统计准确度的核实系统形同虚设。检察机关或法院等司法权独立更是别国的故事。中央政府通常将其视为地方政府的越轨行为,但主流分析认为,问题在于中国现行体制本身。

统计造假造成的最新受害案例出现在COVID-19应对过程中。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卫生部门去年12月31日公开称,武汉发生了27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虽有“不明原因”带来的不安,但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会在日后震动世界。随后,今年1月20日中国政府公布的全国患者仅为217人。

然而就在那一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了“坚决遏制”的首个指示。在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很难认为200余人的患者发生属于“严重”阶段。结果,这样的指示足以引发统计被缩小的怀疑。在此期间,海外研究机构已相继给出已有数万人感染的推算值。中国于1月23日启动阻断城际流动的“武汉封城”,此后实际上将封锁扩大至全国。

对于中国政府的突然转变,海外接连出现了各种猜测性报道。这种不信任至今仍在。《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希·罗金11日在专栏中批评称,“中国选择了强行把数百万人口关在家中、把弱者当作奴隶对待、清除批评政府者的做法”。

最具决定性的情况发生在2月12日。当天公开的确诊者一天新增1.5万余人。据称原因是以“临床诊断病例”这一项目扩大了检测标准,但部分人士称这是为掩盖发源地武汉所在的湖北省的失误。当时的地区负责人、湖北省党委书记蒋超良被免职,习主席的亲信、上海市市长应勇于2月13日被新任命,有解读认为,在他就任之前出于整理的考虑,把此前被隐瞒的确诊者翻了出来。这一操作取得成功,应勇被任命为湖北省党委书记之后,湖北省确诊者开始骤减,并进而带动中国全境扩散势头萎缩。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3月16日一天的统计发布称,除境外输入病例外,包括湖北省在内的中国全境本土新增确诊者仅1人。即在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实际上已经绝迹。但国际上的目光并不宽松。有人指出无症状感染者被排除在统计之外,也有批评称,一边说没有确诊者,一边中国仍维持封锁级别的过度社会生活管控,二者相互矛盾。新加坡瑞穗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毗湿奴·瓦拉丹表示,“这就像在黑屋子里找黑猫”,“用不可信的统计做出来的指标毫无用处”。

在COVID-19事态之前,中国的经济统计造假争议早已是家常便饭。去年香港中文大学与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团队曾发表分析称,2008~2016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年均被高估了2个百分点。在中国经济已能左右世界经济方向的情况下,这是可能对其他国家经济产生不良影响的事项。

GDP造假中国政府也已部分承认。2017年1月辽宁省表示,此前曾在2011~2014年伪造财政统计,将GDP虚增约20%。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称2016年财政收入被大幅虚增,并给出了修正后的数字。这通常被当作个别官员的犯罪性越轨,但有趣之处在于“忏悔告白”的时机。

辽宁省的情况是,统计造假发生在前党委书记王珉时期,而他在后任者坦白的前一年因腐败嫌疑被移送审判并被判处无期徒刑。前书记王珉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妻侄,并非习近平亲信集团“习家军”成员。当然,统计造假、会计粉饰或赤字都无法无限期拖延。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坦白都发生在前任与后任关系不佳之际。结果,至今仍隐藏着多少不良资产,无人知晓。

另一个令人高度担忧造假的领域,是连习主席都称之为“灰犀牛”的中国国家负债。世界主要金融机构组织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称,以去年第三季度为准,中国国家负债达到GDP的310%。相反,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近期报告中推算,去年年末国家负债仅为245%。相差65个百分点,这一金额高达65万亿元(约1京1500万亿韩元)。

受负面认知困扰的中国去年出台了《国家统计法》修订案。主要内容是,若虚假汇总统计并上报,将对相关机构及其上级机构一并处罚。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称,“法律对由谁来查处统计是否虚假含糊不清”,“效果恐怕不大”。

如何使用中国这样的官方统计,成为各国研究者的严重难题。在工业生产同比减少13.5%等中国1~2月经济指标骤降的情况下,有说法认为今年第一季度增长率将不可避免地出现197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近期麦格理集团预测第一季度GDP将下降6%。野村证券中国经济学家陆挺表示,“关注点在于(不是是否负增长,而是)下降多少”。

另一方面,也有合理怀疑认为,以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口号、以今年实现小康社会为目标的中国,不会轻易承认“负增长”的结果。因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经济增长不只是单纯的统计数字,而是社会控制的核心手段。北京一位经济消息人士表示,“在中国政府垄断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解读中方公布的统计,将使研究者对中国的看法出现巨大分歧”。ch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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