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28日,文在寅总统在与朝野四党代表会晤时,对未来统合党代表黄教安提出的禁止来自中国的外国人入境的要求表示缺乏实效,并称“若是初期倒还可以”。在地区社会感染已经蔓延的当时,禁止来自中国的入境确实没有太大实效。问题在于总统“若是初期倒还可以”这一回答。早在1月,包括医师协会在内的多位专家就主张亟需禁止来自中国的入境,但政府没有听取。结果错失了在初期阻断传染源输入的绝佳机会。那么总统的回答是否意味着后悔或反省,即如果初期限制入境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并非如此。至今没有听到总统或政府相关人士就此承认政策失误、承担责任或表达道歉的消息。
相反,只听到未实施入境限制却战胜此次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事态的自我褒奖。当然,从很早就实施来自中国入境限制的美国确诊者也在急速增加,可见限制来自中国的入境未必能使我国完全免于传染病。但看到与我国几乎同期出现首例确诊者的台湾至今仅有两位数确诊者和1名死亡者,输入阻断政策本可以大幅减少确诊人数,并为医疗界争取到应对事态的时间。
也有人反问,现实中对我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否有可能走到实施入境限制这一步。还有主张称,从萨德事态时我方遭受的报复来看,禁止入境会招致更大的报复。但萨德事态是中韩双边问题,此次事态则是与全世界相关的多边问题,在已有其他国家禁止来自中国入境的情况下,很难单独针对我国进行报复。中国最近在禁止来自韩国的入境时明确宣称防疫优先于外交。我们本可以用同样的逻辑应对。最好的防疫政策是阻止疾病进入。减少已进入疾病的传播,无论政策多好也只是次优选择。
更大的政策失败是在上月13日初期确诊者增速放缓时,宣称“疫情即将结束”并鼓励经济活动以刺激景气。从第二天起街上戴口罩的人骤减,各种社会活动重启。一周后确诊者数量急剧增加,这是偶然吗?对此同样至今没有听到任何人道歉的消息。相反却陷入自满,称拥有世界最强的疾病应对能力、各国外媒赞扬韩国的COVID-19应对能力等。有一点必须说清楚。外媒赞扬的是民间企业迅速开发诊断试剂盒、广泛而快速的诊断能力以及先进的医疗体系,而非政府的应对。相反,批评韩国政府初期应对失败的报道更为醒目。确诊者减少趋势要归功于甘于自我牺牲、在最前线工作的医护人员和成熟的公民意识。
经历此次事态后感到的最大问题是现政府缺乏共情能力。听起来仿佛在谈论别国之事,像是与当前事态毫无责任的人所说的话。抛开确诊者激增后表现出的危机应对能力不谈,现政府的初期应对政策是失败的。若不知政策有误,那是无知;若明知政策错误仍加以实施却不承担责任,那便是傲慢与独断。如今由COVID-19引发的经济危机成为更迫切的问题。不能因为迫在眉睫的选举而改变解决经济问题的优先顺序。不能让初期防疫的失败在经济上重演。经济政策必须完全排除政治目的加以实施。经济危机就像COVID-19一样,不分朝野、不分左右地传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