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韩国劳总近期向下属工会下发了工资及集体协议指导方针,核心内容包括强化向超企业产业别工会的代表性、批准国际劳工组织(ILO)核心公约、保障平台从业者工会权等。其中还包括牺牲部分工资涨幅、设立用于改善非正规职待遇的基金这一具体方案。被民主劳总夺去“第一劳总”地位的韩国劳总,似要正式展开组织竞争。特别是随着韩国雇佣劳动部决定在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这一既有劳资政协商框架之外,与民主劳总单独举行劳政协商会晤,韩国劳总的危机感进一步加剧。
12日,Seoul Economic Daily对韩国劳总今年与去年的共同工资及集体谈判斗争指导方针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今年的共同工资及集体谈判斗争方针在集体谈判主要争点与对策中纳入了“为强化组建工会权利的工会应对方案”。这是去年方针中没有的内容。具体应对课题包括:批准ILO核心公约的斗争、强化向超企业产业别工会的代表性、为非正规职和平台从业者等特殊雇佣劳动者开展的联合谈判等。
去年未特别强调的ILO核心公约批准与产业别工会构建相关内容大幅增加。韩国劳总指出,韩国雇佣劳动部提交国会的ILO核心公约相关劳动法修正案遗漏了特殊雇佣劳动者、间接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基本权以及工会设立申报制度改善等内容,并提出今年将为批准ILO核心公约和改善法律制度而斗争的计划。有关超企业产业别工会的计划更为具体。韩国劳总此前一直以“联盟”形式运营,即企业别工会的简单联合体,而非产业别。韩国劳总提出,向产业别转型可能招致大企业工会反对,因此“有必要探索在同一产业内以相似劳动条件和工会活动为中心,按小产业别单位捆绑推进超企业单位谈判的方案”。
强调批准ILO核心公约和向产业别工会转型,被解读为要着手推进此前在与民主劳总竞争中处于劣势的非正规职、特殊雇佣劳动者组织化。设立产业别工会的目的在于,通过产业别劳资谈判可一并改善大企业、中小企业及分包劳动者的待遇。批准ILO核心公约则带有为此前未获团结权认可的特殊雇佣劳动者保障劳动权的浓厚色彩。此外,韩国劳总还纳入了为保护平台从业者,就适当收入、保险等具体标准签订社会协约并设立共济组合、强化作为利益代言者角色的计划。
针对非正规职和分包劳动者,方针建议“要求工资总涨幅7.9%,其中2.2%~2.6%由工会分担,用以设立共同劳动福利基金”。韩国劳总的危机感从开篇便显露无遗。韩国劳总在分析当前形势时表示,“劳总组织规模史上首次落后于民主劳总,自尊心受到伤害”,“在2020年底发布的《2019年工会组织现状》中,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
劳动界部分人士分析认为,民主劳总的分量正在加重。雇佣劳动部长官李在甲与民主劳总委员长金明焕预定次日会面,讨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新冠肺炎)应对措施。两人会晤是去年民主劳总代表大会否决参与经社劳委方案以来的首次。当然,韩国劳总委员长金东明当天与李长官会晤,形式上保持了政府与两大劳总会面的格局。
但在本月10日金委员长提议“设立克服新冠肺炎劳政协商工作小组(TF)”之后,雇佣劳动部呈现出回应之势。民主劳总曾在今年新年记者会上表明立场,主张不受经社劳委这一既有社会对话框架束缚,直接进行劳政谈判。雇佣劳动部相关人士划清界限称,“可以理解外界会关注李长官与金委员长的会面,但这只是为克服新冠肺炎而寻求劳动界配合之意”,“经社劳委是社会对话基本框架的立场没有变化”。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韩国劳总的组织化成果仍有待观察。高丽大学劳动问题研究所研究教授金成熙表示,“民主劳总也因无法超越大企业工会的利害关系,向产业别工会的转变实际上已告失败”,“产业别工会的转变应被视为为未来劳资关系铺下‘基石’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