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11 | 윤경환,박우인,김인엽,김우보 기자

韩日应放下消耗性对立,先在“新冠防疫”上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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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日关系在去年“出口管制—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终止”冲突之后,近期又叠加入境限制措施,看不到出口。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从中国等部分地区接连蔓延至中东、欧洲、美洲,演变为“大流行”现象之际,韩日关系恶化也在沉重压制韩国经济。多数专家一致认为,即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把防疫问题拉入政治、外交议题,韩国也不必同样以政治方式对等反击。他们强调,更应以防疫合作为起点,利用东京奥运会议题等,逐一化解堆积的问题,推行讲求实利的外交。不少意见认为,本已要在全球“完美风暴”正中心展开激烈生存竞争,此时没有必要再背上不必要的外交冲突。

首尔经济研究员(顾问团)11日表示担忧,在日本既有出口管制之上,韩日两国人员交流也被切断,韩国将遭受巨大的经济打击。多数判断认为,以COVID-19为名义、实则演变为某种政治自尊心之争的韩日两国入境限制措施,从国家利益角度看将带来痛彻的冲击。

分析认为,面对因各种丑闻和应对COVID-19不力而陷入政治守势的安倍首相对韩中采取的入境限制措施,韩国也以同样方式回应,结果等于剪断了对日经济交流仅剩的最后一根纽带。当然,这也在国内外造成了韩国政府同样有政治考量的印象。

世宗研究所首席研究委员陈昌洙表示:“日本是韩国的第三大进口来源国、第五大出口对象国,鉴于加工贸易较多的经济结构特点,进口商面临的困难会非常大”,“出口依赖度较小的日本受到的冲击大致只是游客减少的程度,但韩国的打击层级完全不同,因此必须尽快修复关系。”

实际上,韩国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与日本经济产业省局长级人士从10日上午10时到11日凌晨1时50分,以长达16小时的视频会议形式举行了第8次韩日出口管理政策对话,但实际上毫无收获。这次会议的核心是去年以来日本对半导体、显示器核心材料的出口管制以及将韩国排除在白名单之外,但结论再次被推到下一次会议。除既有的韩国大法院关于日本强征劳工的判决之外,近期相互入境限制措施也成为很大的绊脚石。

国民大学日本学系教授李元德指出:“从1000万人往来变成5个人往来的时代,这样的争斗还有意义吗”,“不在产业现场的人可能没有实感,但如今经济在全球层面相互交织,产业界技术人员、贸易所需的最低限度人员、交换生与留学生等全都放弃往来,我认为将造成巨大损失。”

研究员们主张,不应互相锁上大门,而应从防疫合作开始前瞻性地打开通路。也就是说,应向政治上焦躁的安倍首相提供“COVID-19在韩国国内扩散已进入平息趋势”这一名义,促使其走上谈判桌。

仁荷大学国际通商学系教授郑仁教指出:“日本没有充分开展COVID-19检测,以及日本的限制措施不合理,这些看来都是事实”,“但韩国政府情绪化的对等反击,究竟是想解决日本问题,还是想对国民说‘日本很坏’,很难判断。”他接着建议:“虽然日本的措施令人反感,但国家战略必须深入省思”,“我想是否应该以‘鉴于国内确诊者增势正逐步放缓,请尽早结束入境限制措施’这样的方式与日本对话。”

特别是在防疫问题上,不少意见认为超越韩日关系、把中国也纳入其中共同应对将是更有效的战略。由于安倍首相此前一直迫切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日,因此从韩中日三角关系层面着手,与日本的关系修复速度也可能加快。

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教授赵真九表示:“COVID-19之后传染病问题仍可能持续存在,因此提议韩中日三国建立交换传染病信息、相互合作的体系,或许能成为契机”,“时间越拖延(关系修复)就越困难,国民之间的情感隔阂也会越深,所以文在寅总统首先要做的是安抚不安的国民之心。”首席研究委员陈昌洙建议:“如果我们的新增确诊人数先下降,面临奥运会的日本立场上只能解除限制”,“届时韩国也应一边解除限制,一边以成熟的态度表示‘至少在防疫问题上,让我们在韩中日合作的大框架内集中发力’。”

强征劳工判决与出口管制等根本性积累问题得以解决的分水岭,仍被指向东京奥运会。因为东京奥运会的成败很可能左右安倍内阁的政治走向,因此判断应据此制定外交战略。

圣公会大学日本学系教授梁起豪预计:“如果日本国内COVID-19扩散到4月仍未平息,奥运会也必须延期”,“这样一来安倍政权将动摇,届时日方也将难以应对韩日冲突。”他表示:“最坏的情况是,上半年一旦出现强征劳工受害原告方变卖日本企业资产的执行命令,妥协余地也将消失”,“如果日本摆出‘走到哪算哪’的姿态,我担心我们又会被卷进去。”

在与日本化解冲突之后可以相互合作的领域,考虑到近期全球经济整体动荡,货币互换等被主要提及。韩国与日本在2001年7月签署了首个规模2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随后在2008年增至300亿美元、2011年增至700亿美元。但2012年8月,因前总统李明博访问独岛导致韩日关系恶化,该互换于2015年2月终止。与美国、日本等国的货币互换被评价为在金融危机时阻止外汇流出、对克服危机帮助很大。

翰林大学全球合作研究生院院长梁起雄评价:“货币互换多多益善,与日本签署协定将成为极其重要的资产”,“货币互换如同经济合作的高光部分,如果两国关系改善、能够开展货币方面的合作,当然是做了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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