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态日趋严重,国家医疗体系正处于紧急状态。当前局势不仅要求防止传染病扩散,还要求采取多方面的预防管理措施。尤其是,作为在避免院内密切接触的同时高效应对其他疾病治疗的方案,远程医疗备受关注。然而,远程医疗多年来始终未能跨越立法这条河。
今年初在国会通过的所谓数据三法,也是历经漫长时间才打通了利用个人信息大数据发展服务产业的渠道。看到发达国家早已确立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战略,为人工智能(AI)、大数据相关产业开路,不免令人感到迟缓。近来,针对已有众多市民体验过创新服务的共享乘车服务,监管措施也已落地。所谓“禁止Tada法”(《旅客汽车运输事业法》)在国会通过,不仅使出行服务的创新动力下降,更给创新者带来巨大冲击。令人担忧的是,这将成为逆第四次产业革命另一称谓——服务革命潮流而行的污点。
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潮流具有这样的特征:掌握数据、信息、知识和创新商业模式的少数创新者抢占新市场,后来者难以获得机会之地。因此,国家通过立法明确提出创新战略、通过监管改革为创新开路,其法制化的时机至关重要。
然而,在国会的立法活动中,很难看到面向创新国家的愿景与洞察,也看不到承载创新的立法者的专业性与战略理性。相反,对科技创新的不理解和政治民粹主义正压倒立法环境。
如今政界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第21届国会议员的选举过程。但看不到人们就国会议员的资格与能力进行思考,而这本应考虑到今后将愈加猛烈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大幅增加的创新立法需求。世代更替、清廉性、女性配额等条件固然重要,但仅凭这些难以应对未来的创新社会。要应对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的创新需求,第21届国会议员的构成与资格要件需要不同于以往的思路和条件。
第一,应扩大进入国会的科技领域专家人数。仅有极少数科技领域专家,处理科技创新的基本人力资源不足,难以期待国会角色的改善。此外,要应对今后预计出现的大量创新立法需求,必须扩大科技界专家的进入。因为由非专业人士处理创新立法的落后型立法机构,难以承担汹涌而来的创新需求。
第二,需要涵盖科技与经济社会体系创新的融合型专家。传统的科学、技术、创新经济之间的界限正在被打破并走向融合。因此,科技创新相关立法需要超越科技本身,对经济社会体系的创新具备深刻理解与知识。尤其为了与其他领域合作,需要将科技问题用经济社会语言沟通并说服他人的能力。
第三,需要能够调解因创新而产生的矛盾的政治能力。第四次产业革命是积累的科技知识在所有领域引发创造性破坏的转型现象。因此,既有体制与新体制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必然在所有产业与领域中喷发。因为在创新立法过程中,社会矛盾的调解取决于沟通能力与谈判力。
迄今为止,外界评价认为,政界引入科技界专家的视角仍停留在单纯凑数的水平。此前进入国会的科技领域专家,其角色与存在感也十分微弱,未能满足科技界的期待。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国会的角色应当有所不同。在向新国会发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确保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才。期待经过4月15日大选、于7月开门的第21届国会呈现革新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