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府最高实权人物、大老井伊直弼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浪人刺杀,幕府的权威瞬间开始崩塌。武士社会中,武力即力量、即名分、即正统。社会是一套精密编织的武力优劣体系。强者支配,弱者须无言顺从。对强者要低头,对弱者要压制。这就是社会、人生、世界的当然原理。若认为遇到不合理之事就该向强者抗议、站在弱者一边,这样的家教在此并不可取。力量较量中一旦落败,就必须无条件喊出“我输了!”并跪下。输了却说“等着瞧”而不服气,在这个世界是不被允许的。能够抬头的日子,只有当自己比对方更强的时候。这是一切都由力量优劣决定的“胜负”世界。
幕府在这一点上露出了破绽。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趁此缝隙杀入。它们都位于日本列岛西南部、拥有大规模领地的藩,被称为西南雄藩。当时全国约有270个藩,但体量大的只是少数。20万石以上的约20个,10万石以上的约50个。大体上要有10万石以上才被当作像样的藩看待。当时各藩奇特地以各自的生产力即石高来评价。社会威望并非仅由石高决定,但它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因此有些学者评价德川时代是重视经济实力的“经济社会”。这一面并非不存在,但石高基本上是能够动员多少军事力量的指标。因此,重视石高恰恰表明德川时代是“军事社会”。这一点对于熟悉朝鲜史的我们而言,是最难理解之处之一。
萨摩72万石,长州36万石,土佐藩24万石,都是赫赫有名的大藩。而且它们都是1600年关原之战中站在丰臣一边、战后受到德川处罚的外样大名。因此在整个德川时代都无法介入幕府政治。紧闭近300年的门终于露出缝隙。然而幕府仍是难以对付的对手。于是他们利用水户藩或尊王攘夷派“志士”,尤其是把日本天皇拉上政治舞台。能够压制幕府与将军权威的,终究只有天皇。然而这些藩的家臣团并非人人都挑战幕府。大名和上级武士已与幕府维持了近300年的良好关系,享尽富贵荣华,没有理由特意去改变那样的世道。
问题在于中下级武士。他们经济上困窘,尤其对商人赚取荒唐巨额钱财极为不满。政治上也被身份制牢牢束缚,除了世代相传的类似胥吏的家业之外,少有发言机会。若有战争爆发,还能立下战功谋求出头……对他们而言,佩里出现、大老被杀等世道骚动,并非全然讨厌之事。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坂本龙马、伊藤博文都在这类人当中。
首先是萨摩。这个在九州南端拥有巨大领地的藩,已因将军继嗣问题与大老井伊直弼对抗过。而在那场政争之中,以英明闻名天下的大名岛津齐彬早逝。奉其指示在江户进行激烈反幕活动的西乡隆盛,失去主君,将军继嗣问题也以失败告终,于返藩的海路上投身入海。这固然也因幕府追捕,但可见他何等仰慕主君。一同投水的同志死去,西乡则获救。
齐彬的继嗣定为其异母弟岛津久光的幼子。久光自然如大院君一般掌握实权。虽不及异母兄,久光也是有能力的政治家。1862年,大老被斩首两年后,他率约1000名兵士向京都进军。目的是前往京都,把天皇和朝廷拉为己方,并要求幕府改革。在幕府统治下,大名率大军、而且进入天皇所在的京都,是不可想象之事。在任何人眼中都是挑衅之举。全国武士为之兴奋并不奇怪。萨摩家臣更是如此。他们兴奋地以为主君终于要作天皇先锋讨伐幕府。其中数十人住宿在京都附近名为寺田屋的地方,策划举事。
然而主君的本意却在别处。进入京都的久光起初根本没有颠覆幕府的想法。因为他拥有的东西太多。他所希望的只是让萨摩藩更多地参与幕府的政治运营。对他而言,聚集在寺田屋的那些“不知天高地厚者”是极其危险的存在。他立即命令藩内最高剑客将其一网打尽。彼此相识的同藩家臣之间展开了惨烈的厮杀。这在日本史上被称为“寺田屋事件”。这是武士对主君绝对忠诚的意识出现巨大裂痕的时刻。当存在比对主君的忠诚“更大的大义”时该怎么办?该为哪一方赌上性命?这“更大的大义”收敛为天皇以及“日本”这一国家的过程,就是明治维新。
屠戮了激进派家臣的久光前往江户。他聪明地带上了天皇的敕使。并借天皇命令的形式促请幕府改革。内容包括将军前往京都拜谒天皇、把外部有力人士纳入幕府政治等。尽管是借敕使之力的形式,但区区一个外样藩竟敢向幕府促请改革,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堤坝一旦溃决,潮水便涌来。不甘落后于萨摩,这次长州藩也带着敕使前来,主张改革幕府政治。自此,萨摩与长州即“萨长”的竞争开始。有趣的是敕使向将军传达天皇敕书的场面。此前是将军坐上位、敕使在下位呈上敕书的形式,但这次因敕使的强硬主张,座次被调换。如今在视觉上也明确了天皇与将军谁是上位者。
长州藩官方为36万石,但实际经济力据称接近100万石。石高大体在德川时代初期核定,其后随经济起伏,官方石高与实际经济力之间产生差距。长州盐、纸等商品作物丰富,又拥有下关港,贸易收入也十分可观。凭这样的实力,长州藩跳入江户政界。与萨摩一样,长州藩内也涌现出多股政治势力,其中最突出的是激进的尊攘派势力。他们是前面所说的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中学习过的人。萨摩是大名与上层武士适当控制中下级武士、一定程度上维持既有序列,而长州则是中下级武士拥立大名、掌握实权。这就是著名的长州藩“尊攘派”。斗争过程中许多豪杰死去,但存活者后来成为明治政府的巨头。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不胜枚举。
遭萨摩与长州连击的幕府,被逼到不得不让将军上京的境地。表面上是天皇的要求,实际上是萨摩与长州的谋划。翌年即1863年初,将军终于前往京都,这是自1634年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以来229年间的第一次。当年家光率30万大军威风堂堂地震慑京都,而如今却是为向天皇谢罪此前失礼的寒酸模样。而且当时京都挤满了以长州藩为首、从全国各地上来的热血尊攘派“志士”。甚至有人担心将军会不会成为他们的俘虏。此后将军家茂还不得不两次上京都与大阪,最后一位将军庆喜则索外一直待在京都,在任期间未曾踏上江户土地。江户在政治上已进入空心化状态,京都则在数百年后重新崛起为日本的中心。
前不久午餐时,一位对旅行与美食颇有见地的老师毫不犹豫地把京都列入自己喜爱的五大城市。去过京都的人,即使不列入五指之内,也很难把这座城市挤出十指之外。美得深不见底,也好吃得深不见底。然而在为寻找一家清酒馆而徘徊十分钟之间,四处都不断映入眼帘“某某、某某殉难地”的标识。那是因战斗、暗杀、处刑而在那时死去的人们的痕迹。现在,让我们走进天皇与将军激烈碰撞的、炽热而又可怖的1863年的京都。那一年,在朝鲜是兴宣大院君掌权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