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08 | 정상범 논설위원

[近况如何]“不干预企业经济才能喘气……应尽快推进革命级去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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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事态影响,整体经济的危机感高涨。有观点甚至警告称,可能堪比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外汇危机。政府也推出小工商业者扶持、出口企业优待等各类对策,但许多人认为不足以度过当前的经济危机。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危机局面,我们采访了曾引领韩国经济复兴期的首任中小企业厅厅长李愚永,倾听克服国难的智慧。李前厅长强调:“如今国家经济几乎没有一处是完好的”,“越是这种时候,政府越不应干涉企业,而要创造条件让企业尽情奔跑”。李前厅长近期出版了收录自身公职经历的回忆录《为实现梦想而活的寒门人生》。与李前厅长的采访于本月6日在Seoul Economic Daily会议室进行,历时2小时。

—在国内外局势纷乱之际,担忧经济的声音很高。

△现在看我国经济状况,没有一处是完好的。从增长到出口、就业,全都困难。虽说物价还算稳定,但事实上那更危险。日本不就因所谓“失去的十年”而饱受通缩折磨吗?即便外汇储备达到4000亿美元水平,管理不当也可能再次遭遇外汇危机。眼下也许没问题,但考虑到贸易顺差走势,必须管理好。无论家庭还是政府,都要牢记攒钱难、花钱易这一事实。

—在当下这般困难的情况下,振兴经济的方法是什么?

△现在激活经济只有一条路,就是不干涉企业经营。重要的是营造让企业有意愿去做的环境。经济不是政府做的,而是企业做的,不是吗?政府只需为企业做好方向和环境的营造即可。这就是全部。事实上政府什么都不用做。此时最重要的就是监管改革。关于监管改革、破除监管说法很多,但现在必须以革命性的力度作出决断。据说目前搁置在国会的法案有数百件,而制定一部法律必然附带监管。而且公务员一插手就会产生新的监管,总统再怎么下令也不管用。因为靠监管吃饭的公务员在死撑。全体公务员中真正执行政策的比例仅有30%,其余70%可以说是因为束缚企业的监管而存在。

—归根结底是说公务员过多是问题?

△首先要大幅削减公务员人数。要通过精简公务员,从根源上阻断监管的产出。为此,受监管的人,也就是企业,必须找出问题点并走到改善工作的最前面。比如中小企业中央会内不就有很多行业协会吗?在那些地方汇总想法,但审查绝不能交给政府。要发掘各领域的专家,必要时也可以利用退休人员。应以专家为中心设立总统直属的监管废除委员会,经过审查后发动相当于总统紧急命令的措施。像现在这样只停留在总统单纯指示的层面,破除监管是不可能的。

—现在不也有总理室主导的监管改革委员会这样的解决渠道吗?

△过去参加过数十次经济长官会议或监管改革委员会,结果无异于“隔靴搔痒”,穿着鞋去挠发痒的脚底。经济团体再怎么建言也没用。政府部门的申冤鼓或请愿留言板也一样。某家中小企业开发了去除烟囱排放的细颗粒物主因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的技术,向青瓦台提交请愿,结果只听说被移交给了韩国环境部。这种部门之间相互推诿、不担责的风气始终难以消除。

—也有很多人指出部门本位主义是企业活动的绊脚石。

△部门本位主义是最大的问题。所有部门都不应争地盘,而要从国家整体出发均衡地执行政策。归根结底,这种协调工作要由总统来做。这正是青瓦台该做的事。但据我所听,很多人说各部门已经没事可做了,一切都由青瓦台包揽推进。

—听说19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您曾站在防止外汇危机的最前线。

△我一生最大的欣慰,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机时在韩国银行为防止外汇危机而孤军奋战。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油价飞涨,原油进口带来的外汇负担很大。于是在苦思之后,我提出了利用外国银行国内分行筹措外汇的想法。让汇率与市场价值挂钩,也直接从韩国银行筹措资金。当时为说服财务部、从外国银行获取美元费了不少苦心,但也由此产生了阻止国家违约危机的自豪感。

—在金泳三政府时期担任首任中小企业厅厅长,想必辛苦颇多。

△中小企业厅刚成立时,要梳理政策全局、制定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对策等,需准备的事情堆积如山。当时青瓦台经济首席建议让中小企业厅厅长也作为经济长官会议的正式成员参加。结果总统特别指示也要参加国务会议。那一年经济长官会议上有报告称外汇储备情况不寻常,但只是提出了问题,完全没有对策。所以我口吐白沫地主张会出大事,但只化为空洞的回响。情急之下我还申请了会见总统,却未能实现。至今仍遗憾当时未能事先阻止IMF外汇危机。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政界如何?听说您曾当面训诫过国会议员。

△在韩国银行理事时期,我曾在晚餐场合对前来国政监查的国会议员们怒斥道:“国会议员是为了国家而存在,还是为了蚕食国家而存在?国会议员们清醒点吧。”第二天我逐一登门向国会议员道歉。国会依然是问题。首先要把国会议员人数从现在的300人大幅削减到100人。现在也看看吧,为了能否获得公荐而闹得天翻地覆。因为国会议员享受的待遇太大了。必须打造真正干活的国会,重生为忧国的国会。为此,国会不应享受权力,而要重生为服务的组织。

—还听说您在担任企业银行行长时期,总把辞呈揣在怀里。

△调任企业银行行长时,我向员工作了一个承诺:一定竭尽全力让我的后任由企业银行出身的人士担任。我平素持有“人事即万事”的信念。只要人事做好,就等于完成了行长工作的99%。然而担任行长仅6个月,我就被叫到青瓦台经济首席室,被要求让某高管连任。我当场劝说,国家要好,不仅青瓦台要好,企业也要好、银行也要好。我说企业银行要立足,正确的人事很重要。当时我口袋里装着事先写好的辞呈。走出首席室时,我留下一句“请好好辅佐总统”。

—据了解您离开公职后还参与了透明企业经营运动。

△企业人士聚在一起,提出要开展提高经济透明度、诚实经营企业的社会运动,我参与了创建“正确经济同人会”。最令我记忆深刻的是与韩国国税厅协商引入了信用卡所得扣除制度。我认为这是防止逃税、诚实经营企业的一条路径。明明是帮助韩国国税厅的事,公务员却不动,让人很头疼。

—听说您在韩国银行任职时期,曾站在确保韩国银行独立性的最前面。您如何看待现在韩国银行的地位?

△担任韩国银行理事时,我带头发起了确保韩国银行独立性的百万人签名运动。我和员工们一起去寺庙、教会,在登山路入口收集签名。当时还听说财务部恨我,说我是该死的家伙。过去韩国银行人带着彻底的使命意识工作,如今却变得过于无力。令人惋惜。

—如果有想对公职社会寄语的话。

△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公职人员,处理任何事都应以先公后私的精神对待。解决一切问题时都要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这应成为这个时代公职人员的最高德行。如今一切都乱作一团,令人混乱,价值观也失踪了,令人担忧。郑相范论说委员 s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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