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日本5日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态决定对韩国人实施入境限制措施,韩国政府立即予以反制,韩日矛盾呈现再度升温的态势。去年韩国韩国大法院就强制征用作出判决后,两国经历“出口管制—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终止”的冲突,此后一度进入平静期的韩日关系,如今似已进入第二回合。有观点警告称,此次冲突可能被用作两国内部政争的素材,引发消耗性的“亲日—反日”争论,从而分散公众对威胁国民健康的COVID-19的关注。此外还有人指出,在已有100多个国家对韩国人采取入境限制措施的情况下,唯独对日本进行反击,对内对外的正当理由都显薄弱;亦有人担忧,若人员往来中断长期化,将对本已艰难的经济构成又一利空。
对华“沉默”,唯对日立即“反击”
外交部第一次官赵世暎6日晚7时45分在首尔外交部大楼召开记者会宣布,自9日起对日本采取以下措施:△中止90天以内免签入境 △暂停既有签证效力 △限制起降机场 △适用特别入境程序 △将旅行警报上调至2级(避免旅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5日抛出限制措施后仅一天,韩方便迅速决定在与日本同一天以相近力度的规制措施予以对应。
赵次官强调:“防疫举措一直不透明、不积极的日本却对我国国民采取措施,令人难以理解”,“我国被国际社会评价为严格控制和管理传染病,而日本因其脆弱的防疫应对招致诸多质疑”。
主导对日突击反击的当然是青瓦台。青瓦台在情绪激愤的气氛中于同日上午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常任委员会,表示“决定研究基于对等原则的应对措施”,早早表明了相关立场。国务总理丁世均也在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上批评日本政府:“对其实际上采取全面入境禁止措施,我们深感遗憾。”
外交部长官康京和罕见地直接召见日本驻韩大使富田浩司,提出严正抗议。对鞠躬致意的富田大使,康长官冷淡相迎,并警告称:“此前我们多次呼吁其克制追加措施,但对方在未经充分协商或事先通报的情况下强行采取不当措施,令人不胜慨叹。”对此,富田大使请求理解称:“今后一两周是决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能否终结的重要时期。”
在召见富田大使之前,外交部还两三次将日本驻韩大使馆总括公使相马弘尚召至部内,要求就其本国措施作出说明。外交部就同一事项连续两天召见同一国家使馆人员追究责任,实际上是首次。
外交部同时发表立场文,自行将当前时点界定为“韩国在防止COVID-19扩散努力中取得成效的时点”,并指出日本的措施“令人怀疑是否除防疫之外另有意图”。迄今为止在遭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入境限制、禁止措施期间,被提及“除防疫之外另有意图”的对象,日本是第一个。同样具备防疫能力、且与日本同日打出更强硬“全面入境禁止”牌的澳大利亚,韩方仅传达了例行抗议立场,这使外交部的应对方式对比更为鲜明。
这与对待中国政府的态度也是180度不同。今年初中国武汉COVID-19急剧扩散时,韩国政府完全未动入境限制这张牌,直到2月4日才仅对已在其本国被封锁的湖北省采取入境禁止措施。上月26日次官助理金健将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请至部内时,外交部也竭力解释称“不是召见,而是会谈”。以5日为准,中国17个省反向对韩国实施入境限制措施并强制隔离860人,但我国政府至今仍未研究强硬措施。
在遭到100多个国家入境限制、禁止处分期间,我国政府基于对等原则以国家为单位实施入境限制的国家,唯有日本。
名分与实利皆“满是问号”
政府就为何唯独针对日本设限,通过多条渠道解释称“因为其用意可疑”。虽然克制具体说明,但反应似乎确信“其他国家的入境限制措施出于防疫,日本则出于政治意图”。
专家们将我国政府此次应对解读为2018年10月韩国大法院就日帝强制征用作出判决以来持续矛盾的延续。在去年7月起持续的日本报复性出口管制仍未解除的情况下又加上入境限制措施,青瓦台的情绪难免恶化。分析认为,近来我国政府暂缓终止GSOMIA,文在寅总统又在三一节致辞中直接向日本伸出和解之手,日方不仅未取消出口管制,反而加入将韩国推入困境的行列,这种认知起了作用。
实际上,安倍首相因各类丑闻和应对COVID-19不成熟,近来支持率跌至谷底。多数专家支持这样的分析:安倍首相意图通过入境限制措施把本国国民的视线转向韩国,以此作为政治反弹的契机。
不过也有多方指出,在实际上已成第二回合的此次韩日矛盾中,韩方名分不足。因为日本把中国、伊朗等其他主要疫情国与韩国一并列入入境限制对象,而韩国只制裁了日本。若如外交部所指出,问题在于日本消极的防疫体系,那么对包括中国在内、防疫体系更为落后的其他100多个国家未采取任何措施,就无法说明。
“日本虽是防疫先进国,却在‘韩国防止COVID-19扩散努力取得成效之时’设限,显然有政治意图”这一反面命题同样站不住脚。同为发达国家的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在相近时点实施了更强硬的制裁,韩国政府却从未研究报复措施。
如果如另一名外交消息人士所言,此次应对措施的理由在于“特殊的韩日关系”,那问题更大。这可能成为“韩国同样是政治应对而非防疫应对”的反击借口,从而难以获得国际支持。“未事先协商或通报”之类的名分,用来解释青瓦台层面的激愤反应过于单薄。未经事先协商或通报即限制入境的国家,除日本之外还有很多。
即便这是安倍首相的政治决定,日方表面上提出的“消除国民不安感”等逻辑反而比韩方更为扎实。即便对疫情国的入境限制未必带来科学的防疫效果,平息不必要的恐惧同样可被认定为重要的防疫目标。更何况,距奥运会仅剩四个月的国家在当前非常状况下对韩国、中国、伊朗等主要疫情国设置制裁,对此投以怀疑目光的国家,除韩国之外几乎没有。通常在奥运会临近之际,愿意与中国、韩国这样的主要强国、发达国家对立的国家并不多。
占主流的意见认为,政府的对内名分也比去年第一次抗日之战时更为脆弱。分析认为,第一回合时好歹与反映了国民情感的历史问题相关联,获得了相当多国民的支持,而COVID-19事态缺乏可与抗日情绪相联系的要素。加之在“从初期就该对中国人实施入境限制”的舆论尚未消退的情况下,对华—对日外交之间的不均衡越是露骨地凸显,就越有可能使不认同政府逻辑的国民增多。
若两国间的情绪之争拖长,国家层面能获得的实利也要打上问号。在COVID-19扩散已使经济摇摇欲坠的情况下,若在入境限制之外再出现追加出口管制或终止GSOMIA等高强度相互报复,其打击必然是致命的。若国民也在国家间的情绪之争中失去理性被卷入,COVID-19事态可能从“新天地争论”转向“亲日—反日框架”,变质为与总选挂钩的政治、外交议题。
事实上,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在去年韩日矛盾第一回合中确实获得实利的,并非韩日两国国民,而只有借设定“外部之敌”平息政治内部危机、支持率一同上升的文总统与共同民主党,以及安倍内阁。 /记者 尹京焕 ykh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