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防疫目的的层面看,对新天地的强制侦查也是立即必要的。86%以上的国民要求进行搜查扣押。”
4日出席国会的韩国法务部长官秋美爱向检方施压,要求对新天地展开强制侦查。此后检方的举动并非强制侦查,而是对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行政调查的支援。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5日向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针对位于果川的新天地教会总部实施的行政调查派出取证人员予以支援。
检方在韩国法务部长官公开施压下仍选择行政调查支援形式,原因有三。首先从表面看,若进行强制侦查,新天地信徒可能藏匿,或因对教主李万熙的侦查引发信徒集体行动等无法预测的突发状况,将对防疫造成损害,而这一责任只能由检方承担。
其次,将通过搜查扣押依刑事程序获取的资料移交保健当局等作其他用途使用,在法理上也存在争议。韩国法务部认为相关依据法令为《传染病预防法》第76条,韩国保健福祉部等中央行政机关可要求检方提供通过搜查扣押获取的资料。但检方内部认为,相关条文规定仅在犯罪记录查询等特定事由下方可提出请求,即便不违法也可能属于变通做法。相反,行政调查虽无强制性,但保健当局和地方政府依《传染病预防法》与新天地协商,与搜查扣押不同,可以更灵活地获取资料。检方正是在这一点上确定了以行政调查支援代替搜查扣押的方向。
最后,也体现出检方不愿附和秋长官在国会上一举将新天地侦查定性为“政治性侦查”的做法,即检方不被韩国法务部和执政党的压力所左右。
由此可见,检方虽选择了与韩国法务部强制侦查压力完全相反的道路,却收获了实利。因为既没有形成检方在秋长官“86%以上国民希望搜查扣押”一语面前“屈从”的画面,同时又在法理上着手于更高效、更有效形式的行政调查支援。
围绕新天地名单遗漏等疑虑,韩国法务部与检方之间微妙的较劲就此暂告一段落。据悉,行政调查支援尤其是依检察总长尹锡悦亲自“研究方法”的指示而拟定,并在当天转交给在国会强调搜查扣押的秋长官,秋长官随即予以批准。这是检方先向韩国法务部提出的方案,也是尹总长释放不会与韩国法务部无条件冲突的信号。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尹锡悦的亲信全部被贬至地方的人事调整以及检方侦查与起诉分离等问题曾令矛盾再度爆发,但由此韩国法务部与检方的“第三回合”在开始之前就告一段落。大检察厅相关人士表示:“在我国正处于传染病这一紧急状况的当下,检方希望无论如何拿出支援办法,现阶段没有理由与韩国法务部对立。”
在新冠肺炎局势中,今后值得关注的“观战要点”是大检察厅的“新冠肺炎检察应对本部”。该本部于5日将“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新冠肺炎应对特别工作组”升格设立。工作组组长原为企划调整部长,而新设本部则由检察总长挂帅。这被解读为检方认识到形势严峻,将对包括新天地侦查在内的新冠肺炎相关犯罪严正应对的对外信息。法律界也有评价认为,大检察厅升格应对本部的举动被读作向韩国法务部表达“不要干预”之意,分析认为这将使对立格局更加鲜明。
不过检方内外出现了微妙不同的解读。即检方确实是在表明将依韩国法务部要求更积极地侦查新天地,但方式将依自主判断而非韩国法务部的“自上而下”。由此,新天地侦查局势的主导权由韩国法务部和执政党转移到检方。换言之,尹总长以行政调查支援的性质回绝了韩国法务部的要求,同时表示今后将亲自听取汇报、指挥侦查,从而安抚了舆论。这与去年11月尹总长借助国民舆论推动“世越”号事件全面重启侦查的做法如出一辙。
预计今后检方将更积极地推进新天地相关侦查等。由尹总长担任本部长,在检察组织内部是重大变化。因为每天上报,若汇报对象不是企划调整部长而是总长,对汇报内容就要更加用心。这如同在公司向组长汇报与直接向公司代表汇报的差别。检方一位相关人士解读称:“防疫优先、遵从作为指挥塔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检方内部这一基调不会改变,但另一方面,必须展现出与其他部门不同,这不正是检方的宿命吗”,“应对本部升格是今后将积极推进(新天地侦查等新冠肺炎相关侦查)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