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华盛顿的白宫。总统幕僚们每天都被繁重的工作折磨。每周五下午举行的例会常常持续到晚上8点或9点。会议往往要等主持人宣布周六上午继续开会,才勉强结束。但没有人提出异议。相反,白宫内充满兴奋与活力。然而有一天,总统指示向周六参会者支付加班费。此后白宫发生了什么?周六的会议再也没有召开过。
这是当时作为白宫助理参加幕僚会议的托马斯·谢林,生前通过电子邮件向经济学家塞缪尔·鲍尔斯回忆的内容。谢林在离开白宫半个世纪后的200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一位经济学泰斗。
鲍尔斯在新书《道德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中写道,谢林想向他说明"善的动机"与"激励"如何作用于人的行为。那些认为自己在做重要工作、愿意周六上班的幕僚,其心理反而因加班费这一激励而受到负面影响。这本书的副标题"为什么经济激励无法取代良善的公民"正是这个意思。
与谢林一样,作者鲍尔斯也是著名的经济学泰斗。2006年他获得了颁给拓展经济学视野的学者的列昂季耶夫奖。目前他是美国圣塔菲研究所的研究教授,领导行为科学项目。1965年至1973年他在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之后在马萨诸塞大学授课。现仍任马萨诸塞大学荣誉教授。除《道德经济学》外,他还著有《合作的物种》《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与演化》《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等。
据称,鲍尔斯为集成《道德经济学》,历时30年开展各种研究,收集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案例。传统经济学把人是按私利行动的"自利之人"这一命题视为不可侵犯的神圣前提,而作者努力证明,这一命题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必然成立。
作者说,我们从小就生活在做得好给奖、做得差受罚的激励之中,但激励并不一定把人引向理想的方向。学校为鼓励学生学习而颁发奖状,公司等组织为提高劳动者生产率而设立绩效奖金体系,或对不守约定时间者课以罚金——我们周围存在各种形式的激励,但作者解释说,这些激励常常与意图相反,反而产生逆效果,即所谓的"挤出效应"(crowding-out)。
激励的前提是,人们若无罚金或奖赏就不会做正确的事,而这一前提会作为"令人不快"的信息作用于人们,反而导致不理想的行为。有时激励还可能向人们暗示,为了成果可以自私行事。作者还指出,一旦形成激励这一框架,人们就会把自己界定为被激励驱动的被动存在,不再采取自发行动。
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激励的平衡应在何处寻找?作者提出,应在"具备道德与公民德性的个人"这一前提下,设计能够激发这种德性的制度。作者主张,通过恢复公民的德性与团结、保护弱者与脆弱阶层的激励制度,社会可以走向更加公正。1.8万韩元。 /记者郑英贤 yhch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