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不断有人主张中国经济最大的断层线(fault line)在于艾滋病、禽流感等疾病。事实上,继2003年非典之后,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正在使之成为现实。中国自建国以来首次推迟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近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4.9%,余波强烈。问题在于,这种源自中国的危机并不局限于中国本身,而是动摇全球供应链,将世界经济拖入泥潭。特别是对中国贸易依存度高达25%、处于被武器化的相互依赖(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之中的韩国,所受冲击更为直接。
在此过程中,围绕韩中关系和对华政策的讨论大量涌现。首先是主张减少对中国的贸易依存。“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式的对华对冲(hedging)是正确的。在竞争性高于互补性的情况下,只要能减少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就应当去做。但必须从这样的现实出发:绕开世界最大市场中国、仅靠缝隙战略难以成长为全球企业;同时也要对正在创造新市场的中国变化作出敏捷应对。以此次COVID-19为契机,中国将寻找结合5G、大数据、量子计算机、人工智能(AI)的新产业,在试验“社交距离”产业——远程诊疗、远程医疗、远程办公室的同时,还将从智慧城市中寻找增长动能。在这样彻底打破线上与线下界限的中国市场,我们必须自问,本国产业是否拥有他人难以追赶的“高昂信号(cost signaling)”。只有这样,撤离中国才具有战略意义。
另一种是主张应与意识形态和体制不同的中国保持距离。在此过程中,给病毒贴上国籍、通过制造敌人来塑造自身认同的现象一度泛滥,在国会议员选举前,还有人套用“起—承—转—中国”的政治框架来凝聚支持层。事实上,中国也放弃了邓小平“党政分开”的夙愿,选择了高度集权和强有力的党的控制,从而拉大了与韩国在价值上的距离。在应对COVID-19的方式上,中国封锁了武汉这一大城市,并动用逐门逐户构建的基层治理监控网络。相比之下,韩国为确保透明性而对疑似患者进行全面排查,在不封锁大邱的同时,还为与新天地这类邪教团体的斗争付出了不必要的成本,两者形成对比。中国的治理中没有专家集体智慧、公民参与、人权和批判性舆论的空间。但问题是,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的作用是必要充分条件。对当前朝鲜半岛和平问题,中国的作用难以被低估。实际上,韩国政府以COVID-19为契机,确立了寻找韩中首脑会谈动能以打破南北关系僵局的战术目标,并在此过程中,韩国政府与民间积极对处境艰难的中国国民展开对华公共外交。只是,在为保障国民健康权而投入力量的过程中,本应把发展韩中关系这一精细的外交装置隐藏起来,但在“中国框架”被政治化的过程中,这一战术目标过早暴露,令人遗憾。
今后的韩中关系既不能固守“经济靠中国、安保靠美国”的陈旧思路,与中国拉开距离也并非万全之策。需要构建以问题为中心、能够发挥集体智慧的政策决策体系,做好提前铺开COVID-19之后出现的新产业地图的准备,最重要的是要把民主主义的活力积累为外交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