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袭击欧洲的黑死病最终带来了文艺复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Bauhouse’掀起了设计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抽象美术的新潮流不断蔓延。传染病或战争这样的灾难会在一瞬间令文化界萎缩,但艺术会以此为养分开出新的花朵。”(韩国艺术综合学校教授梁正武)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扩散,演出接连取消,前往电影院和展览馆的观众也大幅减少。国家危机等级上调至“严重”水平后,主要博物馆、美术馆和演出场馆一齐关闭。原计划访韩的海外艺术家取消了行程,韩国人的海外活动也变得困难。
关于文化界的这一重大危机,《平生第一次学习的美术故事》(社会评论出版)作者、韩艺综教授梁正武以黑死病时代为先例解释称:“艺术成果一时倒退,作为创造力源泉的旅行被阻断,艺术家的活动也随之停止,但为克服疾病而使医学与科学发展的理性主义时代,与文艺复兴一同开启。”因身体会变黑而被称为黑死病(Black Death)的鼠疫于1347年席卷全欧洲,致死率高达90%左右,令当时欧洲人口的一半走向死亡。中世纪欧洲人依靠神、以祈祷为药勉力支撑,但反而在共同生活的修道院中出现最多牺牲者,混乱的时代持续不断。认为疾病如看不见的箭射入身体的中世纪人,挂起被箭处刑后生还的圣塞巴斯蒂安的画像祈求治愈,或在市场中也绘制“圣母子像”盼望治愈的奇迹,急切寻求心理依靠。当然画作并不能治病。但席卷欧洲的传染病,也确实成为乔万尼·薄伽丘写下“佛罗伦萨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坟墓”的《十日谈》(1351)等文学作品,以及研究解剖学并将其融入人物画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等巨匠活跃的重要刺激因素。
在韩国,即便6·25战争彻底摧毁了生活根基,艺术家们仍梦想着新的未来。《韩国美术,描绘战争》(Maroniebooks出版)作者、美术评论家、前国立现代美术馆学艺室长郑俊模表示:“在连温饱都无着落的年代,金焕基、刘英国等画家组建现代美术协会、新写实派等团体,聚集在避难地釜山从事创作,为韩国现代美术开辟了通道”,“当时位于釜山影岛的大韩陶器(朝鲜硬质陶器公司的后身)为作家们提供了工作岗位,给了他们创作的动力;随军画家团则引导画家们的社会参与,留下了相当数量的战争记录画。”
也有一些声音担忧,达到国家危机水平的疫情扩散会引发社会不安与不信任,进而成为集体创伤。但疾病过后留下的不只是伤痕,还会增添“免疫力”。《为留下来的人们的美术》(Humanist出版)作者、浦项工科大学教授禹贞娥关注现代美术如何克服丧失、甚至抚平社会伤痛。禹教授说:“传染病这样的大灾难过去之后,人们希望理解那种状况”,“想得到答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该怨恨谁、以后怎样做才不会再发生,从而平息无尽的不安与愤怒,或者将其倾泻到特定对象上以求消解。”中世纪可依靠的只有神与教会,于是通过猎巫等方式宣泄怨恨。相反,在医学发达的现代社会,对传染病的原因与今后对策可以作出解释。但禹教授表示:“仅靠解释并不能让个人与社会的伤口完全治愈”,“许多现代美术家为了‘正确地’记忆在灾难中失去的东西、所爱之人以及对社会的信任等珍贵之物而创作,并与观众和大众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