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法务部长官秋美爱上月3日在新任检察官任命仪式上高声表示,“检察官一体原则15年前已从法典中消失,但上命下服的文化仍在检察机关根深蒂固”,要求新任检察官摆脱这种文化。对此,检察机关反驳称检察官一体原则并未消失。1月初就任的秋长官强力推进的检察改革方案,在检察机关内外引发诸多争议。不仅是检察官一体原则,起诉书不公开、侦查与起诉分离等每一个浮出水面的议题都引发强烈余波。对于起诉书不公开,不仅大韩律师协会,进步倾向的参与连带、民主社会律师会等也表示忧虑。关于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是“屋上架屋”的批评依然存在。最终甚至有人指出,现政府推进的检察改革并非为国民的改革,而是为政权安危充当挡箭牌。国民对法院判决等司法机关的不信任也达到严重程度。
据韩国法制研究院最近发布的《2019国民法律意识调查研究》结果,受访国民10人中有6人(58.6%)回答“审判受到外部影响”。上月26日,记者采访了曾任韩国刑事法学会会长、刑事政策研究院院长和司法改革委员会委员的高丽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名誉教授金日秀,听取其对检察改革问题点、正确方向以及消除司法不信任方案的看法。金名誉教授批评公调处是“远远超出屋上架屋水平的怪物”,并对检察机关内部的侦查与起诉分离表示忧虑称“有削弱检察职能的危险”。
——您在2005年的论文中指出“公调处是屋上架屋”,现在仍持同样看法吗?
△是的。这一结论过去和现在相同。只是形成这一结论的背景与当时不同。当时的检察机关倾向政权一方,政治偏向严重,并能以强大权力为背景挥舞查处之刀。在那种氛围下,我认为公调处只会是另一个迎合权力口味行事的侦查机关,所以称其为屋上架屋。现在的检察机关展现出大韩民国检察史上首次确立的检察本来面貌。即便是活着的权力,只要犯下腐败与不义,也毫不留情地拔出真实与正义之刀,这是非常罕见的面貌。如今才让国民产生检察机关回到政治中立位置、找回检察本来姿态的印象。国民的检察本应如此。况且在侦查权大幅移交警察的当前状况下,检察组织完全有能力侦查并起诉属于公调处管辖范围的重大案件。
——您如何看待即将新设的公调处?
△公调处将司法机关和准司法机关也列为侦查对象,并可干预检察机关的侦查。违背宪法精神、还能独立提起公诉的公调处,已远远超出屋上架屋的水平。这等于在国民的检察之上放出一只可能变质为独裁恐怖武器的恐龙。它是本不该诞生的怪物。公调处是应在为时未晚之前尽快实施安乐死的怪物。
——对于起诉书不公开的决定,连进步倾向的市民团体也提出批评。
△起诉书不公开理应受到批评。2005年以后以法律确立的现行制度,即国会对公诉事实的信息获取权,从国民知情权层面也应受到尊重。美国已建立便于国民接触起诉书的制度。我国韩国法务部的理解有误。起诉书并非在第一次庭审开始时公开,而是在提起公诉或作为侦查收尾程序的起诉陪审(大陪审)启动时点公开。德国的情况比美国限制得多,并没有要求在提起公诉的同时公开起诉书的法律。
不过,若州议会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向州韩国法务部要求委员会活动所需资料,则会提供包括起诉书在内的其他资料。若议会的一般常任委员会或个别常任委员提出要求,则没有提交起诉书或侦查资料的义务。如今参与式民主是时代精神。参与和形成舆论所需的信息,即便是涉及权力核心的起诉书,也应予公开。我国过去15年维持的现行起诉书公开程序制度具有合理依据。
——关于侦查与起诉主体分离,有人指出可能违反现行法。
△《检察厅法》第4条第1款第1项规定,检察官职务包括犯罪侦查、提起和维持公诉所需事项。根据最近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侦查主体成为检警二元结构。但公诉主体仍是检察官。只是根据《公调处法》,公调处在其特别管辖案件范围内,可例外地由内部侦查检察官负责起诉。目前国内争议的侦查与起诉分离,是不了解现实的天真设想,不过是纸上空谈。侦查与起诉紧密相连、需要协作,因此将其分离是错误的。
——对侦查与起诉分离应如何着手?
△在以检察总长为顶点、按检察长和支厅长指挥监督运作的同一检察组织内部,将专职侦查的检察官与专职决定是否起诉的检察官分开,会加剧体系的复杂性,存在不必要地削弱检察职能动力的危险。因此也可以表述为担心可能违反现行法。最近韩国法务部似乎总想把应从法律层面研究的事项通过训令来改变,这并不可取。防止检察官滥用公诉权的方案,现行《检察厅法》以及监察和惩戒程序等制约装置已经存在,我认为加以利用才是正道。
——秋美爱长官称检察官一体原则15年前已从法典中消失。
△2009年11月2日《检察厅法》修订中,关于所谓检察官一体原则的第7条和第7条之二两个条文中,仅在第7条第1款把“上命下服”这一用语加以柔化改为“指挥监督”,并允许检察官对上级不当指挥提出异议,仅此而已。《检察厅法》中仍有多处散布着下属职员须服从检察总长、检察长和支厅长等上级命令的规定。这类规定在一般公务员法中也能找到。最重要的是,第7条之二规定的检察官一体原则的核心,即上级对检察官职务的委任、移转和承继规定,仍完整保留。稍微了解检察事务体系重要性的人,都不会说检察官一体原则已经消失。这是通俗的运动圈人士才会说的话。
——也有批评认为,现政府倡导的检察改革实际上正变质为“保护政权”的手段。
△我认为很多人担忧的正是这一点。政权短暂,但制度以及使制度运转的原则比政权更长久。为维持政权而即兴改动制度的计划或行为,对国民也没有多少益处。
——您强调检察改革首先要彻底改变意识。
△检察机关的政治中立性虽在检察法中明示,但直到最近仍未内化于检察从业者的意识和行为,因此易受外风动摇、内部越轨众多,也成为舆论谴责的对象。所有宪法机关的作用都很重要,但为了法治的内化与扎根,没有什么比检察机关的分量更重要。已故前总统金大中在任时说“检察机关站正,国家才有生路”,我想正是这个意思。在法律和制度层面,我国并不像权力国家或非法国家那样糟糕。制度改革也很重要,但也需要知道,现行制度虽不完美,却还算不错。
——那么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于具备正确意识、正直服务的人才太少,因此制度难以充实。关键在于运用制度的人怎么做。也就是说运用者很重要。我平时把“制度内每一个人的作用比制度本身更重要”的想法,表述为意识改革。当下检察机关稳步推进的检察体制(regime),就是可取的检察改革方向。期待这种精神的内化与充实扩散至整个组织并扎根。
——国民对司法的不信任已相当严重。
△不仅检察机关,司法机关、韩国宪法法院、律师团体等法律人都需要献身于正义与公平之法、生命与爱之法,努力焕然一新。玩弄法律的人应铭记,他们与玩弄权力的人一样,总有一天会陷入自己挖下的泥潭。当谦逊地走近法律、倾听法律之声的谦逊立法者聚集在国会时,才能制定出感动国民的好法律。同样,当法官、检察机关、警察各自站正位置时,能感动国民的好判决、好决定才会如泉水般涌出,浸润粗砺的大地。法律人的世界已深度商业化,这就是我国当今司法的现实。只有提升能够节制以法律知识谋利之贪欲的法律人阶层职业伦理意识,才是提高社会信赖度的唯一途径。/论说委员 林锡勋 sh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