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佛蒙特州的无党派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强调,自己的竞选纲领"绝不激进"。为支撑这一主张,桑德斯经常提到丹麦、瑞典和挪威等北欧国家。它们的共同点是拥有美国所需要的经济体系。桑德斯唤起的社会民主主义形象温暖而惬意。在其中,市场经济通过强力监管得到控制,富裕阶层被课以重税,社会安全网被充分扩大。但这与今天北欧国家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以亿万富翁为例。桑德斯对富裕阶层的看法十分明确。"亿万富翁不应该存在"是他的基本立场。然而,瑞典和挪威人均亿万富翁数量远多于美国。特别是瑞典接近美国的2倍。不仅如此,北欧的巨富们不缴纳一分钱税款,就把积累的财富传给子女。瑞典和挪威完全没有遗产税,北欧最高的丹麦遗产税率为15%。相反,美国的遗产税率为40%,在世界发达国家中排第四高。
桑德斯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看法,固定在这些国家在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发挥先驱作用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从1960年到1980年的20年间,瑞典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30%翻番至60%。然而,桑德斯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试验搞垮了瑞典经济。1970年至1995年间,瑞典在民间领域没有增加哪怕一个净就业岗位。1991年,自由市场信奉者、瑞典总理卡尔·比尔特为拯救经济推进了一系列改革。进入2000年代中期,瑞典把政府支出规模压缩三分之一,摆脱了长期的经济低迷。
这类问题和市场改革在整个北欧都曾发生。北欧国家打造了把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与强大而充裕的社会安全网结合起来的所谓"弹性安全(flexicurity)"模式。笔者清楚地记得与在1990年代推行大量改革的丹麦总统保罗·尼鲁普·拉斯穆森的会面。他强调,弹性安全改革模式的关键,是第一项工作——保障灵活性,让雇主能够在没有过度政府监管或法律纠纷的情况下轻松雇用和解雇劳动者。同时他力陈,像丹麦这样的国家必须保持极度开放,不设自由贸易壁垒,确立海外市场准入权,并守住本国企业的竞争力。
北欧国家拥有充裕的社会安全网,并为筹措相应预算而课以高税率,这是事实。但为确保足够税收而没有大幅下调贫困层、中产阶层和中上阶层税负这一事实,常常被忽视。
丹麦的所得税率为55.9%,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最高,但这只适用于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收入1.3倍的人。若套用到美国,意味着年收入6.5万美元以上的纳税人适用税率达到55.9%。但实际上在美国,43%的最高所得税率只适用于收入高于全国平均1.9倍的人,即年收入约50万美元的高收入者。
北欧贫困层和中产阶层的最大负担,是与收入水平无关、全体国民都要缴纳的增值税。北欧国家的增值税率为25%。他们通过增值税征收全部税收的20%以上。而全国平均销售税率为6.6%的美国,增值税在全部税收中所占比重仅为4%。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8年的报告,美国最高收入的10%承担全部所得税的45%,而同一收入阶层的丹麦纳税人承担26%,瑞典前10%收入者承担27%。经济富国的平均值为32%。美国左派似乎大体连这样的基本事实都没有认识到。把丹麦、瑞典和挪威的经济体系搬到美国,意味着接纳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放松规定,并坚定对自由贸易的决心。这意味着扩大面向中产阶层和贫困层的社会福利,并以税收填补相关所需经费。如果桑德斯把这些全部接受,那才真正称得上激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