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27 | 노희영 기자

[东十字阁]我们与中国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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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出英雄,危机之时各种佳话频出。如今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而全国不安之际也是如此。美国《纽约时报》(NYT)和《华盛顿邮报》(WP)等主要外媒连日刊发高度评价韩国政府强大的检测能力、透明的信息公开以及大邱、庆北居民从容应对的报道,韩国国内媒体则争相介绍这些报道。

典型例子是,25日(当地时间)NYT重点聚焦了与为阻止COVID-19扩散而封城的中国不同、城市功能正常运转的大邱案例。文章称:“如果韩国成功防疫COVID-19并摆脱危机,将成为民主社会的典范(template)。”实际上,韩国国内COVID-19确诊者最多的大邱,其面貌与发源地中国湖北省武汉形成对照。与一个月间连接城市的所有道路被封锁、空中通道被阻断的武汉不同,大邱市民可自由出行,继续着日常生活。

如今韩国背上了继中国之后COVID-19确诊者数量全球第二多国家的污名。在新增确诊者数量上也超过了中国。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与韩国的应对方式不同,源于体制的差异。法国文明批评家居伊·索尔曼在2008年出版的著作《经济不会说谎》中曾表示:“民主主义在经济增长阶段或许并非必要,但在危机时才显现其真正价值。”他认为,亚洲外汇危机时韩国迅速摆脱危机也归功于民主主义的力量,相反,中国共产党将无法妥善应对危机。

中国在应对COVID-19过程中已屡屡失策,暴露出共产党体制的局限。COVID-19发病初期防疫失败,且急于隐瞒信息。此后在确诊者及死亡者统计中数次随意改变诊断标准,给出不透明的数字,受到国际谴责。单方面封锁城市、发布禁止外出令,剥夺了移动自由。还关闭批评中国领导层COVID-19应对的社交网络服务(SNS),压制表达自由。

与外媒的盛赞不同,韩国国内对政府迟迟才将COVID-19危机预警上调至最高级别“严重”的迟缓应对批评强烈。批评或追责固然必要,但与此无关的是,最大限度阻止并收拾COVID-19扩散更为紧迫。仅靠政府的应对或民主体制,无法控制可怕蔓延的COVID-19。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成员们成熟的公民意识。属于自我隔离对象却无视规定四处走动、妨碍防疫工作的事例不应再出现。希望不要出现“我们也该像中国那样封锁”的说法。never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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