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教会、军队等处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防疫网相继被突破的情况下,人们对即将迎来春季学期的学校忧心不已。尤其是拥有多达7万名中国留学生的高校拉响了警报。各校忙于准备可容纳中国学生的隔离宿舍、安排从机场接机到校的交通工具、发放装有口罩、洗手消毒液、自我诊断工具的应急包等。
日本也出现了COVID-19蔓延,但其春季学期比韩国晚一个月、于4月1日开学,情况相对较好。东京大学主页的日语和英语版本上刊登了以日本厚生劳动省公文为基础的COVID-19注意事项,但中文版本却尚无警示。作为疫情发源地的中国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上周已开学,但大部分仅以线上授课方式进行。
对中国留学生防疫的关键,是让学生在开学前抵达韩国,并在COVID-19潜伏期的两周内进行自我隔离。若此期间未出现症状、确认未被感染,则与其他学生一同上课也没有问题。用宿舍进行自我隔离是最好的办法,但容纳能力不足,因此也须由个人自行隔离,若这一监测未能妥善进行,就可能出现社区传播。
政府决定动用42亿韩元预备费用于中国留学生管理,但也有些问题并非用钱就能解决。学校好不容易准备好供留学生集体入住的临时住所,却因附近居民反对、当地基层地方政府首长也随之附和而告吹。这等于使密切监测无法进行,为阻止COVID-19在社区扩散的努力设下障碍。在社交网络服务(SNS)上发布侮辱中国学生人格的文字也应加以避免。
借此机会,还出现了应阻止那些搅乱课堂气氛、妨碍韩国学生学习的中国学生来留学的过激意见。然而,在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制衡中国的美国也有37万名中国学生,美国驻华大使去年11月还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美国欢迎中国学生”的文章。
澳大利亚也有20万名中国学生,悉尼大学来自中国留学生的收入每年约3000亿韩元,约占总收入的25%。韩国也出现了中国学生人数接近4000名的高校,还有学校学费收入的20%依赖外国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内大学生学费连续10年冻结、而外国学生可不受招生定额限制录取的制度。
但不能到了被称作“留学生生意”的程度,只把外国学生视为财政收入来源。不应将其视为额外定额,而应以学校尽到把学业与职业出路相衔接的责任的态度来对待留学生。要照顾其生活便利,也要关注法律问题以及在COVID-19事例中显现出来的健康问题。应通过对学校职员的国际化培训,实现全球化环境下的大学管理。
韩国青年失业率虽高,但青年人口急剧减少也是不容否认的现实。需要从长远角度制定在专业领域利用外国劳动力的政策。日本录用留学生的程度已使外国劳动者中大学毕业者比重达到25%,这对韩国也有很大启示。
常常可以看到曾留学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日后成为中国政府或公共机构负责人的事例。笔者在国内研究生院教过的学生后来也就职于中国的中央银行人民银行。构建这样的人脉网络,也是积累我们资产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