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辽河文明>与古朝鲜的关注十分火热。去年《阿斯达年代记》等电视剧的制作,似乎也反映了这种大众关注。其核心人物有韩国代表性的<辽河文明>研究者禹实夏教授(韩国航空大学,58岁),以及对300年前法国雷孝思神父的<雷孝思古朝鲜史料:RHROJ>记录进行了正确解读、史料交叉验证与相互补充并使之成为议题的历史学者刘正熙(东洋古代史专业,38岁)。值此2020年2月,他们的对谈恰好得以实现。希望通过他们的对话,解答读者对相关领域的疑问。以下是他们“古朝鲜对谈共四部”中的第二部。 ◆(接古朝鲜对谈①的最后一个问题/回答)那么,您认为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刘正熙:我在去年7月中旬出版的著作《18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所写的古朝鲜、高句丽历史》中谈过韩国古代史先天带有的问题。那就是“史料的缺失”。由于史料太少,最终形成了既有著名先学的研究成果成为研究标尺(基准)的结构。换句话说,如果在大框架上改动先学已经做过的研究,就会在不知不觉间损及先学的权威。这并非他们一定坏,而是结构性问题。于是最终只能不断在旁枝末节上“修枝剪叶”,或者比先学更加保守。问题在于,那些先学大多以日本殖民时期的日本学者为师,因此他们的主张在不知不觉间难以完全摆脱“半岛史观”等局限。此外,即便后学想要革新前进,最终也会面临走不远的局限。 禹实夏:随着《桓檀古记》为世人所知,在野史学与学院派史学之间产生了许多矛盾。我是不承认《桓檀古记》为史书的人。然而,最欢迎我那些首次正式介绍辽河文明的著作的,恰恰是在野史学者和一部分民族宗教人士。他们大举欢迎并开始传播,称辽河文明的发现揭示了檀君朝鲜之前倍达国与桓国的实体。于是,连研究都未做过的主流学界形成了一种怪异气氛,把所有谈论辽河文明的人都归为“桓檀迷”。在野史学界越是狂热,主流学界越是完全不予理睬,出现了令人瞠目的状况。对我而言,这实在是尴尬且想要回避的局面。有句俗话说:“怕生蛆就不腌酱了吗!”我们的主流学界正是这个样子。对辽河文明的研究与(1)围绕殖民史学的史学界矛盾、(2)所谓在野史学与学院派史学之间的矛盾、(3)民族主义史学或实证主义史学等问题都毫无关系。研究埋藏数千年后新近显现的辽河文明如何与我们的上古史—古代史相连接,是学者理所当然应做之事。中国学界正式研究辽河文明,正在完全重编他们的上古史,而韩国学界一方面承认该地区是古朝鲜的疆域/影响圈/文化圈,一方面却隔岸观火,这只能说是失职。虽然迟了,但现在也该开始正式研究。 ◆今后在古朝鲜相关历史学界,对<辽河文明>或<雷孝思史料>会有怎样的反应? 刘正熙:正如我前年在其他报社采访中所说(参见Daily Grid,2018年11月6日—历史学者刘正熙,能否为解放后最大历史争论“古朝鲜争论”画上句号?—),他们大概会把<雷孝思史料>归入“认识史(某个时点制造出的虚构与记忆的历史)”。用一般人也能听懂的方式非常通俗地解释,就是“300年前那时候那样的说法已经很多了。雷孝思神父当时看错了、写错了。”等等。比如,前年我在网上搜索时发现一篇大概是史学系女学生写的文章。那是关于这份<雷孝思史料>的文章,她是这样解释的。也就是说,从高丽末期起那样的说法就已经很多,其实檀君神话等等说到底,是高丽末期高丽君王(桓雄)与上国元朝公主(熊)的婚姻,以及婚后为驯服粗野的元朝公主而采取的手段或寄托的希望,才那样编造出来的。那位学生大概不是自己的想法,而是记下了自己教授所讲的内容,在我听来也是非常有趣的比喻和引人兴味的说法。但我在这里想反问一句,那就是“这样的证据在哪里?”凡是读过史学系硕博研究生的人都知道,在古代史方面如果做出什么推测或想象,教授常会说:“有这种证据吗?你别写小说了!”从某种角度看,这反过来恰恰就是同一个样子。我再问一次:当时那样的说法很多、雷孝思看错写错的证据在哪?檀君神话是为驯服嫁给高丽君王的上国元朝粗野公主而表达的希望或愿望等等说法,究竟有什么证据说它就是那样? 禹实夏:在辽河文明地区发现的考古资料都是毫无争议的“事实(Fact)”。与后代由某人记录的“史料”不同,考古资料从一开始就不会说“假话”。当然,对发现的遗物可以有不同解释。因此我认为,今后关注并研究辽河文明地区考古资料的学者会越来越多。雷孝思神父的资料,即<雷孝思史料>,是在《桓檀古记》一类书籍出现之前很久就记录下来的,可能成为韩国上古史研究的重要转折点。我认为,雷孝思神父的记录若与新近显现的辽河文明考古资料相遇,被重新审视的可能性很高。而且也必须如此。 ◆古朝鲜相关历史学界为何总是想把古朝鲜看得很小? 禹实夏: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认为古朝鲜是神话,满洲一带或朝鲜半岛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进入国家阶段是不可能的,这种先入之见。另一个是,在1980年代以后辽河文明被重新发现之前,人们认为包括辽东—辽西在内的满洲一带是“野蛮人之地(?)”,实际上也没有像样的古代文明痕迹。然而,这种先入之见因辽河文明的发现而被彻底打破。如今,以辽河文明为基础重新解释上古史的时候到了。 刘正熙:嗯……就连我原本专攻的Tongyang古代史,史料也并不那么少。因此多种意见很多,也可能有多样的研究。问题是韩国古代史的史料太少。特别是关于古朝鲜更为严重。总之,再重复一次,韩国古代史常常以既有先学做过的研究为基准(标尺)。问题是,一旦大幅推翻,就有先学权威崩塌之忧。因此似乎更多是变得更加保守,或者在大框架上原封不动、只做修枝剪叶。问题是,上一代先学的研究由于受日本殖民统治下日本人老师等的影响,说到底存在未能大幅摆脱“半岛史观”等的局限。于是,把古朝鲜总是看得很小似乎成了习惯。于是大众对学界不满,双方在不知不觉间产生了巨大裂隙。问题是,本来就因为总把我们的古代史看得很小而对学界不满的大众,还会容忍这种状况到什么时候,我也不清楚。 ◆从“史料先占”的角度看,法语原文<雷孝思史料>该如何评价? 刘正熙:在史料极度匮乏的古朝鲜学中,如果是这种程度已完全公开的记录,那么解放后过去70年间,关于它的论文至少应该已有100篇。从某种角度看,<雷孝思史料>对与错并不重要。本该大规模地进行“史料批判”。比如,对载有檀君神话的《三国遗事》的史料批判有多少?稍有提及的相关论文恐怕超过一千篇。然而学界对<雷孝思史料>,实际上连一篇像样的“史料批判”论文都没有。原因我在其他专栏中也已提到(参见《日刊体育》2019年11月4日—某位美国学者的慧眼与韩国古代史学界—),第一是部分主流古朝鲜相关历史学界对法语、英语等西方语言不熟练;第二是完全没有中国古代夏商周的背景知识。其实韩国古代史相关研究者相当勤奋。我过去在旁边长期观察过,相较于史料,研究者相当多,或许因此研究著作和论文每天涌现。神奇的是,他们一有研究著作或论文出来就立刻阅读、立刻掌握。当时我也颇为惊讶,像我们这样的东洋史专业者,研究著作或论文出来后往往要过很久才会去查阅,相比之下,看他们就像训练有素的军队或严丝合缝的齿轮。从某种角度看,这反过来正是错失<雷孝思史料>史料先占的原因。他们一开始就认为没有史料、史料都已知晓,于是被优化成只快速掌握研究著作和论文。
2020-02-26 | 김동호 기자
古朝鲜对谈②,辽河流域考古(辽河文明)与法国史料(雷孝思史料)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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