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仁教 上周赴美出差时看到的外国媒体报道,似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新冠肺炎)在韩国的风险强调得比中国还多。中国的灾情已被广泛报道,不再是新鲜新闻,但大邱、庆北地区数百人集体确诊一事引起了世界媒体的关注。英国等9个国家强化了对韩国人的入境程序,以色列、约旦等拒绝韩国入境者的情况也上了新闻。甚至还有人问起笔者的故乡。
确诊者已超过900人,死亡者也达10人。韩国成为中国之外新冠肺炎最为蔓延的国家。最终政府将预警上调至最高风险等级“严重”,并由国务总理统筹应对。新冠肺炎的影响正迅速扩散至经济领域。由于传染性高,人们回避彼此接触,许多聚会被取消,甚至连去医院也被推迟。餐饮、酒店、影院、流通、旅游、交通、娱乐文化、医疗等众多服务业受到的打击日益严重。
对通过全球供应链(GVC)相连的制造业运转也造成严重影响。国内大部分制造业都以某种形式与中国存在供应链关联。零部件供应受阻导致国内整车生产设备运转受影响,口罩生产工厂也因无法确保中国产无纺布而焦头烂额。
新冠肺炎发源地湖北省武汉,因通用、日产、雷诺、本田、标致、雪铁龙等全球汽车厂商及零部件企业进驻而被称为“汽车之城”。汽车是典型的全球价值链产业。在一般消费品中,汽车的供应链最长,在全世界分布最广。需要约2万个零部件,在全球范围采购最便宜、品质最优的产品已成为惯例。因此,英国脱离欧盟(脱欧)受害最大的产业被认为是汽车产业。
不仅是与发源地武汉南北相连的地区,北京等大城市实际上也处于封闭状态,中国国内制造业复工正常化的时点仍不明朗。只能寄望于气温上升的4月疫情传播减弱的预测。
以2011年日本东北部大地震为契机,国内外企业开始真正关注零部件采购的多元化。因为它们经历过:将难以替代的零部件依赖于单一供应商可能导致惨败。除大地震外,还经历了泰国洪水、中国稀土出口禁令等,供应链风险管理意识随之提高。尤其是日本企业将在中国之外再确保一家供应商的所谓“中国+1”作为企业经营原则。即使额外供应商价格更贵,也视为对某天可能发生的风险的管理成本,提供适当规模的订单以维持交易关系。
韩国企业想必也进行了类似的风险管理,但似乎没有像日本那样准备得那么充分。虽然需要数月时间,新冠肺炎终将被控制,中国工厂的生产也会恢复正常。危机结束后,克服危机过程中讨论过的许多风险管理方案又会悄然消失。
正如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所担忧的,病毒传染病随时都可能大规模爆发。即便不是传染病,可能影响供应链的风险也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发生。
维持价格竞争力固然重要,但从可持续性角度应将其视为保险,时刻考虑供应链风险的替代方案,平时通过采购等方式加以管理。过去十余年间,对可持续性的认识大有改善,但主要与环境议题相关。应以此次事态为契机,强化对零部件采购和供应链风险管理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