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预警级别上调至最高的“严重”之际,有观点指出,要尽快摆脱这一局面,政府政策固然重要,但还须有“成熟的公民意识”作为支撑。社会学界一致强调应避免针对特定群体的仇恨言论,政界则呼吁尽可能不要举行集会。此外,医学界强调确保充足床位的重要性,经济界则补充称需要对遭受损失的群体提供支援。
此时之所以出现有关成熟公民意识的讨论,是因为随着大邱、庆北等特定地区或宗教团体出现聚集性感染,针对他们的贬损言论也在增加。随着对个别患者“挖底细”现象日益严重,关于确诊者信息公开适当界限的争议也一度出现。专家们明确表示不应有仇恨言论。诚信女子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黄京淑表示:“就像早期出现‘武汉肺炎’的说法一样,国内甚至出现了‘大邱新冠’这样的用语”,“在克服对特定地区的贬损、对特定宗教的厌恶感的过程中,社会成员应更成熟地应对。”启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林云泽主张:“现在不是指责谁的时候,而是应把焦点放在尽快克服COVID-19上。”
还有人主张国民需要具备良好执行政府政策的“追随力”。全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薛东勋表示:“这不是要大家支持政府,而是要相信由专家组成的疾病管理本部基于科学依据发布的信息”,“现在是国民的追随力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的时刻。”
政界也呼吁不要让COVID-19危机成为政治攻势的手段,并叮嘱节制集会。未来统合党代表黄教安表示:“想要举行集会的那份心情,我也并非全然不懂”,“但现在是国民的生命与安全必须优先于一切的时刻。”这被解读为,是针对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代表会长兼牧师全光焄无视首尔市禁止在光化门广场举行集会的方针、强行举办大规模集会一事,要求其自我节制的发言。
随后,对政府政策的建议也纷纷涌现。首先有意见认为,即便迟了也应阻止中国人入境。韩国外国语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李在默表示:“其他对中国人依赖度高的国家也已禁止中国人入境。”明知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辛栗也强调:“如果有更多确诊者从中国流入,问题可能会变得严重。”
医学界则强调确保用于患者隔离和治疗的床位的重要性。尤其有不少人指出,扩充负压病床十分紧迫。据中央事故处理本部数据,截至22日,全国负压病床为1077个,除已使用的之外还剩683个。相较确诊者数量明显不足,国内第二例COVID-19死亡患者(54岁女性)因负压病床不足而被从庆北转运至釜山一事被确认后,近期也引发了争议。
政府计划在全国确保1万张床位以治疗轻症患者,并持续扩充供重症患者使用的负压病床,但专家表示这仍力不从心。曾任疾病管理本部长的翰林大学圣心医院呼吸内科教授郑基硕指出:“应重新制定病房供需计划”,“应对患者进行分类,分散安置到负压病房、单人间、多人间、专用病区等,并按地区充分指定COVID-19专门医院。”嘉泉大学吉医院感染内科教授严重植表示:“事实上这类投资不应只在危机时进行,而应在平时就完成”,同时说明:“从COVID-19以飞沫形式传播的特性看,轻症患者即便不在负压病床,也可以让患同一疾病的人保持一定距离进行队列隔离。”队列隔离是指将特定疾病患者与医护人员编为同一群体进行管理的方式。
经济专家指出,政府应切实执行防疫等措施,同时对因COVID-19受损的群体提供支援也十分紧迫。曾任韩国经济学会会长的成均馆大学经济学部教授金庆洙强调:“需要对低收入群体、自营业者等直接受损群体提供支援。”首尔大学经济学部教授金昭英建议:“与单纯提供资金相比,政府直接采购产品并转交给需求方的方式会更好。”
还有观点认为,因COVID-19扩散而国内外零部件供应通道受阻的产业界,可以考虑共享零部件企业这一紧急处方。韩国产业技术大学副校长朴哲雨表示:“短期内也需要尝试通过在国内构建共享二、三级零部件企业的协作体系来解燃眉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