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修斯故事的变奏
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故事,在西方文学史上不断被变奏。以推迟归返取代回归本源的奥德修斯故事,注定要以多种形态被变奏。殖民地朝鲜作家朴泰远所描写的仇甫的漫游,正是奥德修斯故事在1930年代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京城重演的一例。朴泰远是否直接参照了奥德修斯故事无从得知,但至少从他提及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也是奥德修斯故事的变奏)来看,可以说他多少与之相通。奥德修斯故事的核心是漫游,以及由此而来的本源的缺席与归返的推迟。
仇甫朴泰远(1909~1986)的中篇小说《小说家仇甫先生的一日》于1934年8月1日至9月19日在朝鲜中央日报连载。“仇甫(仇为仇敌/甫为某人)”这一名号,反映了作家留着俗称“五分头”的发型、戴着高度近视眼镜、服用镇静剂的独特形象。它也可解作兼具懒惰与多病等九种优劣特征的某人(九甫)之意。小说家仇甫在一天之内漫无目的地游荡于京城市内。从母亲做着针线活等待他的家出发,桥头、电车、京城站三等候车室、茶馆、电影院、名叫“大昌屋”的牛杂汤馆等无数场所被并列排开。所经之处一个个都是目的地,并预告着下一个目的地,但最终的抵达点却持续被推迟,即便回到家之后也依然如此。
年轻自由的儿子的“漫游”,与在家等他的年老母亲的“定居”形成对照(母亲是奥德修斯之妻珀涅罗珀的化身)。儿子属于“昼”,母亲属于“夜”。母亲无法相信远赴东京留学归来的儿子竟然无业的现实。而且儿子选择以漫游这种独特方式与这个世界对抗,更是难以理解。母亲把儿子的结婚与就业设为目标,儿子却把目标搅散。两人同样追求幸福,母亲坚定不移,儿子却只是徒然地把一切弄乱。母亲的确信沿直线笔直前行,儿子的踱步却画出不规则的螺旋。
压倒仇甫故事的,并非作为本源与抵达的家—母亲,而是填满两者之间的儿子的踱步。踱步是无需本源与抵达、无需宾语的不及物动词。踱步的否定性兼有“不定”与“否定”两重含义。“不定”意味着没有既定的目的地,“否定”意味着无法确定目的地。二者相通。无定所是对目的地的拒绝,但这并非目的的丧失,而是意味着敞开。应当实现的目的不再固定为一种,而是以无数可能性在眼前展开。于是仇甫把自己交给漫游的意志,而非抵达的意志。
近代空间的病理学
仇甫整日造访无数场所。处处皆可去,却无一处真可去。他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停留。反复茫然站立,心却总是朝向别处。“银座”或“日比谷公园”作为过去留学时期的回忆浮现,又化作“回忆的无数碎片”消散。仇甫无法适应当下处境,置身于“扭曲的近代”空间中的自己只觉陌生。因此他对遇见的每个对象都感到厌烦,并因把所遇对象认作暴力而感到混乱。
漫游者仇甫在与无定形的都市群众相遇的街头,察觉内心的不和。他努力消除不和,却未能察觉不和早已以不可抗力的方式持续着。取而代之的是,自动感知种种疾病的身体直接把不和显露出来。于是仇甫以身患各种疾病的“万病客”形象出现。
或许是在祖父与父亲的药铺中成长的影响,作家极擅长罗列疾病的名称。头痛、中耳炎、中耳疾患、中耳卡他、疲劳、神经衰弱、便秘、尿意频数、头重、头压、肾炎、慢性胃扩张、“巴塞多”氏病……小说开篇即出现的杂多病名,在中段以后蔓延为稀奇古怪的名目。精神病、饮酒不感症、嗜酒症、渴酒症、荒酒症、衣裳奔逸症、语言倒错症、夸大妄想症、丑外语言症、女子淫乱症、支离灭裂症、嫉妒妄想症、男子淫乱症、病态奇行症、病态虚言欺骗症、病态不德症、病态浪费症、当意即答症、多辩症……其中必定混杂着作家自造的新词,各种各类疾病填满了仇甫漫步的街道。
疾病的病毒以他所遇见的都市群众为宿主生长。仇甫无法与他们融合,只能作为观察者留在外部。观察对作为小说家的仇甫而言是必要之事,同时又是引发疏离的因素。他为疏离所苦,却仍不停地把观察内容记在笔记上。带着轻蔑的目光投向群众而进行的观察与记录,对他而言是应对不和与疏离的唯一途径。
帝国的外部
仇甫与近代都市群众发生不和的处境,源自被囚于日本帝国内部的自我意识。把一切整齐划一地驱向一处的帝国全体主义不容许外部。仇甫背负着属于内部的被强加的命运,只能以反帝国的悔恨方式度过一天。在帝国内部踱步的仇甫,诅咒着“在不远的将来或许不得不借助‘邓克尔听诊器’或‘电气助听器’之力”的听力障碍,也无法让自己的味觉去适应作为文明人标志的“饮料可尔必思”。这种感觉的错乱带来沟通的混乱。他的漫游就这样绘出一幅纠缠的空间地图:既非自愿地被牵连进帝国单方面主导的近代性工程,同时又对其抵抗。
近代京城的空间混乱地扭曲、瓦解,本该向任何方向飞起的翅膀却黏在粘胶上。城市靠着摧毁城市的事物支撑,资本主义以虚假希望的象征喷吐着朦胧的光,群众依靠那光存活。无限推迟安稳归返的仇甫的漫游,抛出了新共同体的话题。那个共同体是通过解构并重构被强加的近代空间才能抵达的目的地,但对他而言仍然遥远。
抵达的意志以意志的实现为目标,漫游的意志则要追问意志的正当性。日本帝国带来的近代被给定为应当抵达的目标,但因其扭曲,必须追问其正当性。对于不奔向目标、只是踱步的仇甫,近代唯有作为“应被矫正的近代”才终于获得意义。近代性的矫正,在仇甫身上表现为要写出“好小说”的决心,但在《小说家仇甫先生的一日》结尾,这一决心仅作为可能性被呈现。仇甫的决心比起目标的抵达,更在抵达的过程中焕发光彩(因此他“已经”在写“好小说”)。在这一过程中,被日本帝国强加的近代,只是并列于漫游之路上的无数种近代中的一种而已。
无尽的漫游
漫游者仇甫在深夜抵达家—母亲,发誓从此安定下来过新的生活,但这听来只是空洞的独白。因为夜过之后他又会踏上漫游之路,而路上必定排列着贫富与压迫、疏离与矛盾的面孔与他相遇。然而他会在路上徘徊、陷入沉思。他会从只是旁观的客观观察者,重生为介入并行动的观察者。于是,他将再次讲述作为那介入之标志而不断萌生的种种疾病。
作为过着日常生活的一个个体,仇甫并未提出明确的方向与目标。他只是一一倾诉活下去的艰难。这样的仇甫的漫游,以抵抗沉默的反智主义的知性省思者形象向我们走来。作为漫游者的人,并非知晓终点的存在,而只是今天也必须走路的存在。唯有持续移动,人才能作为知性的存在维持其为人。拒绝移动的不动的反智主义,是地狱的鲜明标志。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该讲的故事,或许也正是这样的故事。在病态的社会里,病态的故事并不可耻,也不该回避。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比起对天堂的虚妄期待,更应思考直面地狱并承受地狱之意义的时代。<釜山外国语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