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19 | 김영기 논설위원

[清论直说]“要减轻疫情引发的经济冲击,政策应聚焦恢复企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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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研究院理事长全光宇是宏观经济与金融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国际金融大使、金融委员长、韩国国民年金公团理事长等履历便是证明。全理事长强调:“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情景预测,将给世界经济带来相当大的冲击”,“我国政府也应视为紧急状况,全面动员政策组合”。他表示:“问题不在于流动性不足,而是实体经济,因此政策基调应聚焦于让企业恢复活力的办法”,“若以此次事态为契机,营造能够改善经济体质、提升生产率的环境,就能转危为机”。18日记者与全理事长会面,就COVID-19事态的影响及国民年金行使股东权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COVID-19给中国带来的经济冲击似乎很大。

△综合海外机构等的分析,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受到的冲击最大。去年第一季度增长6%,如今有说2%,甚至有说零增长的。元气旺盛时挨一拳,不如体质虚弱时受到的冲击大。SARS爆发的2003年增长10%左右,具备相应的冲击吸收能力。但如今经济下行曲线已延续数年,去年勉强守住6%的增速。在COVID-19爆发前,就有机构谈论5%区间,此次冲击可能再削减1至2个百分点。那就是4%区间,也难以排除更低的可能。这正是连硬着陆情景都被提及的原因。

——物价问题也被提及。

△去年非洲猪瘟之后,作为中国重要食品的猪肉价格持续暴涨。1月中国消费者物价上涨5.4%,远高于外部机构预期的4%区间。外媒提出了滞胀(经济衰退中物价上涨)的担忧。从统计上看还难以认定为滞胀,但重要的是趋势。一旦陷入滞胀,政策手段可能枯竭。中国是国家负债增长最快的国家,意味着放松财政的能力有限。物价上涨时人民银行需要回收货币,但这会令经济萎缩,因而进退两难。

——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会有多大?

△与SARS时期相比,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上升。2003年为4.3%,如今是16.3%(2019年基准)。旅游、航空等自不必说,国际商品市场已立即受到影响。今年1月油价下跌达15%。虽属初期阶段的推算,但将对世界经济增长率产生0.3个百分点至0.5个百分点的影响。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预期原为3%,将变成2.5%。这是相当大的冲击。

——关键是我国经济受到的打击。

△从多项分析看,亚洲地区受影响最大,其中最严重的是韩国。从计量角度看,中国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我国便下降0.35个百分点。政府提出今年2.4%,这意味着若中国经济下降2个百分点,我国可能降至1%中段。特别是外汇市场与中国的同步性很强。韩元的同步程度之高,甚至可被纳入人民币区块。中国经济走弱、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大,我国很可能立即受到影响。

——也有说法称第一季度会出现负增长。

△这种可能性也难以排除。

——我国政府的政策应对似乎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应将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视为紧急状况,全面动员政策组合。若是短期的市场恐慌,大力释放流动性即可,但现在是实体经济问题。不是一味埋头于仅放松货币政策这种“抽水”的时候。应把政策基调聚焦于让企业恢复活力的办法,以防经济活动、尤其是实体经济萎缩。借此机会,反复出现的问题必须迫切解决。应解决每周52小时工作制问题,放开束缚企业活动的监管。

——也有观点认为应把COVID-19事态当作提升潜在增长率的机会。

△没错。要扭转潜在增长率的下行趋势,需要结构改革。必须改善经济体质,创造恢复活力的动能。COVID-19事态虽属意外,但若以此为契机提高生产率、营造能够实现新增投资的环境,便可转危为机。

——也有分析认为COVID-19事态可能成为全球霸权的游戏规则改变者。

△若事态早期平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力迅速恢复,冲击将是有限的,但从目前状况看,中国国内气氛不佳。数亿人对初期的言论管控表示不满,有可能演变为对统治体制的反弹。相反,若无特别变数,美国将是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连任的局面,经济也运行良好。若中国陷入那种境地,此次事态有可能成为全球霸权的游戏规则改变者。

——是否也会影响美中贸易战?

△美中第一阶段协议的重点是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但此次事态令其余力不足。相反,美国正施压要求其毫无差池地履行承诺。另外,经济一旦恶化,人民币走弱的趋势可能全面显现。特朗普总统一直对各国压低货币价值以提高出口竞争力加以制动。此次事态可能引发美中矛盾。

——把话题转向国民年金。改革再次搁浅。

△政府有责任着眼国家未来作出判断。但眼下有总选和大选,所以把(年金改革)搁下了。可作对比的是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巴西也在推进年金改革。过去的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虽属进步政党,仍推行了劳动改革和年金改革。他推行阻力巨大的改革,让下一届政府享受成果。国家领导人不应成为只看自己任期的百米选手。应当把它当作接力赛,让接棒的人跑得更好。那才是有远见的国家的样子。考虑到增长率和老龄化趋势等,基金耗尽的时点正在临近。应着眼国家未来,哪怕一点点地推进改革以实现可持续。很快就是大选季,时机并不宽裕,但应从下一届国会初期就着手改革。

——围绕国民年金行使股东权争议很多。

△我一直说必须改变基金的治理结构,但连基金运用委员会的构成都没有变化。要说倒退也算倒退,总之毫无改善。只有建立不受政府或政界影响的基金运用体制,行使股东权才有正当理由。改革必须先行。股东权在必要时积极行使是对的,但有前提。国民年金的决策必须符合基金运用原则,以独立的判断和专业的方式作出。唯有如此才能有助于提升收益性。若造出外部势力能够介入的结构,却又要扩大行使股东权,那就是本末倒置。

——在最近出版的《全光宇的金融人生》一书中,您提到“金融活,国家才活”。

△本届政府初期就出现了“金融被冷落论”。即便主管部门有优秀官员,若进不了最高决策者的优先顺序,也无法获得力量。世界经济论坛也指出了金融竞争力问题,我们有Samsung Electronics等世界级企业,但金融却搞不好。原因在于监管。金融在任何国家都是受监管的产业,但差别产生于监管的程度和可预测性。若不知监管将如何变化,还能有创造性的竞争吗?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固然重要,但必须认识到金融本身就是创造优质岗位、形成发展动力的产业。

——意思是对金融业的认识存在问题?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金融业自主性上过于吝啬。政界存在“监管可以成为权力”的认识。当局也有可以体谅之处。放开监管后一旦出问题,就被过度追责。那样官员就无法积极作为。必须形成不对官员判断过度追究责任的文化。唯有如此才能推行富有创意的政策。

——不少人指出必须提升资产管理实力。

△即便某个地区成不了全球金融中心,资产管理也是可以专门化培育的领域。像我国这样老龄化迅速推进的国家,年金储蓄会快速增长。国民年金正成长为世界第二、第三大养老基金,运用资金的资金池也有。国民年金应提升全球竞争力,对金融业发挥催化剂作用。在参与海外大型交易项目时,若国民年金与民间资产管理公司合作,将有助于资产管理业的全球化。重要的终究还是人。

——最近围绕衍生结合基金(DLF)亏损对金融机构的重罚存在争议。

△我一直说金融监管文化必须改变,但一直没变。事后惩罚式监管难以带来正面效果。事前预防式监管不是急事、也不显眼,因而在优先顺序上被挤后。做好事前预防不会得奖,事后处理若不强硬,又会被批评为轻罚。另一个需要指出的是金融产品消费者的责任。消费者应当受到保护,但若把惩戒标尺集中于不完全销售、走向过度保护消费者,就可能扭曲市场秩序。金荣基论说委员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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