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14 | 조상인 기자

[周六观察]从防护必备品到抵抗与隔断的象征…“口罩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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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仲马的小说《铁面人》以17世纪被戴上铁面具囚禁于法国监狱的政治犯为素材。围绕他的种种传说——比如他是被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关押的囚犯——与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令人分不清是史实还是虚构,引人入胜。与被“强行戴上”的铁面具不同,钢铁侠以及蝙蝠侠、蜘蛛侠等“英雄”们的面具,是为掩藏自己拥有超人能力而做出的自主选择。戴着面具跳舞的“化装舞会”,则是一种假装自己并非本人、从而得以像“另一个人”那样尽情享乐的手段。

如此在文化上曾经“特别”的口罩,如今已渗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口罩的首要目的是保健与卫生。事实上,进入21世纪后频繁爆发的传染病把口罩带进了我们的日常。2003年在东南亚爆发的非典威胁整个亚洲,2009年甲型流感令全世界胆战心惊,2012年以中东地区为中心扩散的中东呼吸综合征,使人们对经呼吸道传播病毒的危险性认识大大提高。再加上不时侵袭大气的沙尘和雾霾。如果说18世纪工业革命使欧洲煤炭消费量增加,烟与雾混合而成的烟雾仅在伦敦就造成数千人死亡,那么21世纪的韩国则是对超细颗粒物的恐惧日益加深。口罩已成为生活必需品。

口罩有时也像罪犯的蒙面一样,成为遮住面部、隐藏身份的手段。近来,口罩更上升为发出政治声音的人群的象征。香港要求民主化的示威者在反对“送中法案(逃犯条例修订法案)”时佩戴口罩,香港政府则以“禁蒙面法”应对,但这反而激起更大的反弹。在韩国国内,2016年围绕梨花女子大学入学舞弊而举行的要求校长辞职集会上,3500名以上参加者全员佩戴口罩,引人注目。支持“me too”的女性团体示威也是如此。在这里,口罩不仅遮住面部使个人无法被辨识,还体现出一种如同匿名众人共同呼喊的普遍主张的“口罩政治学”。成均馆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具正祐表示:“示威中佩戴口罩,可以解读为抵抗不保障表达自由的体制与政府、揭示社会压抑的政治象征”,并称“在政治参与行为中,口罩具有主张新价值与新惯例、将表达自由最大化的意义”。

韩流热潮也为口罩成为时尚助了一把力。K-pop明星等在机场、街头佩戴黑色口罩的形象曝光并通过社交网络服务(SNS)扩散,“口罩=白色”的固有观念被打破,“黑色口罩”的消费量增加。随着口罩成为时尚单品,依设计与材质不同,数万韩元以上的高价口罩也开始流通。

在早早进入“口罩社会”的日本,近来年轻人把口罩作为自我防御手段之一的情况正在增多。日本约有30%的国民被推算患有花粉过敏症状,春季花粉几乎呈“国民病”态势,口罩使用因此早已普及。极度谨慎、生怕给周围带来麻烦的个人主义倾向的日本人,为应对咳嗽或打喷嚏而戴口罩,因此即便不在传染病流行期,街头各处也始终涌动着白色口罩的浪潮。在对以口罩遮脸抱有强烈警惕感的西方,时常可见报道对日本人平日里人人都戴着保健口罩出行的景象表示惊讶。2018年日本口罩的国内生产与进口总量约为55亿3800万只,相当于约1亿2600万日本人口人均每年消费43只口罩。

然而,日本人佩戴口罩的目的并不只在于保健或时尚。日生基础科学研究所近期就日本人的倾向分析称:“利用口罩缓解人际不安、遮掩自身缺陷等,口罩在现代社会正成为自我防御手段之一。”也就是说,除了遮掩未化妆的素颜或胡须,越来越多人把口罩当作阻止他人接近、向别人隐藏表情变化的回避人际交往的手段。这与SNS等扩散导致年轻一代难以进行面对面沟通的韩国状况也并非无关。研究所方面指出:“如果总是佩戴口罩,会出现摘下口罩便感到不安等过度的‘口罩依赖症’,甚至可能招致社会性孤立。”

因新冠疫情扩散而成为“必需品”的口罩,其作为对不安的自我防御的作用很大。自上月20日韩国国内出现新冠确诊者起的一周内,便利店口罩销售额环比激增10倍以上。由于预计从中国采购的口罩生产原料难以供应,“3月口罩大乱说”广为流传,抢购现象蔓延。如今在公共场所、公共交通上不戴口罩,会被视为“扰民”,或被称为“口罩难民”。

对于这一现象,首尔大学心理学系教授郭琴珠表示:“示威现场的口罩让人隐藏自己、获得安全感,而在传染病扩散期,人们可以通过口罩获得安心感。”郭教授分析称:“在确诊者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不安感比病毒更是大敌”,“仅凭佩戴口罩、使用手部消毒液这一事实,仅凭看到他人戴着口罩,就能确认彼此的安全,因此仅一只口罩就能摆脱不安、获得自我防御的感觉,这是相当大的效果。”

除口罩之外,为阻断经黏膜的病毒感染,护目镜与卫生手套的销售也在升温。奈飞等在线视频服务(OTT)和电视收视率正在上升,酷澎创下创立以来最高营业收入,在家上网购物的电子商务迎来鼎盛期。与威胁身体健康的病毒相比,不安与不信同样蚕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骤减,这一现实令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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