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就该察觉到了。
文在寅政府上台还不满半年的2017年10月初。一位任期即将届满的金融协会会长的继任人选传闻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人物。原本是一级、最多也就是副部长级官员争取的位置,却传出前任部长呼声最高。后辈官僚之间发出“那我们该去哪儿”的抱怨。他最终还是当上了会长。没过几个月,又有一位前部长级人士登上金融公营企业的掌门人之位。政权更替,让曾在参与政府身居要职的两人在10年后被毫无顾忌地召回。
韩国金融业的治理结构神奇地一成不变。历经外汇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唯有治理结构一步也没有前进。每逢政权更替,权势者最先把贪婪之手伸向金融,金融公司连抵抗都做不到,便成了猎物。
好在过去的政权在收取战利品的同时,也曾以打造能在全球市场立足的金融公司为名,制定过各种形式的培育计划。现政权的根源——卢武铉政府在上台首年推出了象征蓝图的蓝色封面金融业发展方案,可行性姑且不论,至少提出了东北亚金融中心的概念。李明博政府的超级银行论和前总统朴槿惠的创造金融,也都是为提升金融业竞争力所做的努力。然而进入现政府后,金融被排除在关注范围之外,以至于出现了“冷遇论”。虽说KakaoBank等互联网银行和金融科技开始萌芽,但政府实际上更接近于施加监管的搅局者。
尽管如此,把金融公司视为人事游乐场这一点却毫无改变。“青瓦台若要抓住金融圈往前走,就需要像柳在洙(前韩国金融委员会金融政策局局长)这样的人”——青瓦台实权人士的这番话,象征性地展现了现政府的视角。韩国国民年金理事长一职在政权上台的同时便成了执政党政客的囊中之物,而随着大选临近又头也不回地离职。企业银行行长又如何?政府最初打出的牌,是因就业惨案而被问责、且丝毫找不到金融从业经历的人物。好不容易上位的现任行长,场面也并不清爽。青瓦台说明任命背景时所称的“充分理解国政哲学的人物”这句话本身就很难看。企业银行行长从什么时候起成了需要国政哲学的位置?难道今后不懂国政哲学的内部人士就不能当行长?
更难看的是,曾高声反对的工会自己放下斗争旗帜的过程。执政党院内代表像事先对好口径一般,用“非常遗憾”的华丽辞藻安抚工会,工会则额外争得了工会推荐董事制。相当于用行长职位换来了劳动董事制。不仅政界,连工会都能左右金融公司的治理结构,这就是现政府金融业的实质。
继政治之后劳治横行,作为官治本家的金融当局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对金融公司而言,当局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甲中之甲。去年金融当局与韩国银行的20名退职者中,有14人去了金融相关机构,其中9人出自韩国金融监督院。主要银行的监事岗位被金融监督院的前任局长们塞得满满当当。虽然一度也曾让位给韩国监查院等,但坐地户依然是金融监督院出身。因为金融公司好对付,即便发生了衍生结合基金(DLF)这样的大事故,监管当局也不打算承担管理不善的责任,只是高喊让最高经营者(CEO)交出脑袋。这是典型的便利主义行政。
国内金融业在低利率和贷款监管之下,去年四大金融集团净利润超过11万亿韩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一派吹口哨的轻快。然而在如毒菌般扎根的“治”字标签无法摘除的现实中,再辉煌的成绩单又有什么意义呢? /论说委员 金英基 yo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