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对传染病时,把国民的健康与安全放在首位是理所当然的。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事件结束后,韩中关系仍将继续。让中国形成韩国‘杀蚊子用斧头’的印象,并不是正确的方向。”
李俊揆(67岁·图)韩国外交协会会长7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就近期新冠疫情对策表达了对入境限制措施扩大至中国全境等日益升温的厌华情绪的担忧,并作出上述表示。他反复强调,外交中重要的不是炽热的感性,而是冷静的理性。
李会长对围绕新冠疫情的对华外交的看法,与他作为外交官奉献一生所奉为座右铭的“和而不同”哲学有着深刻关联。出自《论语》的“和而不同”,意为与他人和睦相处但不盲目附和。他表示:“外交绝不是与对方激烈争斗以夺取某种东西,而是说服对方、让对方理解我们的立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与对方亲近,让对方信任自己。”他接着解释:“当然我也要努力理解对方的立场,这就是‘和’”,“同时各自都要为本国利益工作,因此不能彼此趋同,这就是‘不同’。”
李会长从和而不同的视角指出,以媒体和政界为中心、主张将入境限制措施扩大至中国全境的对华强硬应对方案等,正在社会各层面蔓延的厌华情绪扩大与再生产,并不利于国家利益。他表示:“要尽早消除新冠疫情,韩中密切合作十分重要,入境限制措施只需依照国际标准或我们自身情况冷静判断后决定”,“把问题引向‘对华低姿态外交’的框架,对解决新冠疫情和对华关系都不可取。”
李会长再次强调,中国是对韩国经济有重大影响的邻国,因此极端的入境限制政策应作为最后的防线来考虑。事实上,与把中国全境列为入境限制对象的美国不同,与中国相邻的日本政府同韩国政府一样,仅针对湖北省实施入境限制措施,普遍认为这也是考虑到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对华关系。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和韩国观光公社统计,以去年为准,中国占韩国出口总额的21%,并占访韩外国游客的34.4%。
2002年中国非典事件期间曾在驻中国大使馆工作的李会长回忆说:“非典时期虽然是我们政府还不必顾虑中国的年代,但当时仍充分考虑了韩中关系”,“在其他国家采取使馆撤离措施时,韩国政府以同病相怜之心开展外交。这在事态平息后,对在中国树立对韩国的友好形象起到了很大帮助。”他在驻华使馆总领事任期内,中国境内首次爆发脱北者问题时,也曾以韩中间形成的深厚信任为基础,圆满解决了他们遣送回国的问题。
李会长主张,超越新冠问题、推动韩中关系发展也需要中国政府的努力。他表示:“仅靠韩国的努力很难实现,中国不能只从自身视角看待新冠疫情、南北关系、中美问题等外交议题,并单方面施压韩国”,“考虑韩国的立场,最终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李会长提醒,除新冠疫情之外,在萨德及限韩令等问题上,与中国这样的大国交涉时,树立我们自己明确的原则十分重要。他强调:“从在中国工作的经验来看,与大国的外交越是要求我们堂堂正正地坚守原则”,“需要我们自身守住原则,当对方偏离原则时,理直气壮地要求纠正。”
他尤其认为,在中美围绕东北亚主导权的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只有细致分析国际形势和他国外交政策并树立明确原则,才不会被逼入在强国之间二者择一的危机。对于中美霸权之争中战略模糊可能自招外交孤立的担忧,他表示:“韩美同盟非常重要,但美国也理解我们作为中国邻国的立场”,“通过与美国不断对话加以说服,就能够在没有大问题的情况下推进韩美同盟。”
曾任驻日本大使馆参事官和驻日大使的李会长,也没有忘记为1965年建交以来陷入最严重危机的韩日关系提出建言。文在寅总统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年12月在中国四川省成都举行的韩日首脑会谈上就通过对话解决形成共识是积极的,但在日本殖民时期强征劳工赔偿判决这一根本问题上,两国仍未找到交集。他诊断说:“最近举行了韩日首脑会谈,两国间的工作层磋商也在进行,韩日关系有所缓和”,但“改善关系的努力已经开始,韩日两国却似乎仍未找到应朝哪里、如何前行的道路。”他接着补充:“比起相互批评对方的过错、计较是非,更应努力寻找怎样做才能面向未来、有利于韩日两国的解决方案。”
李会长强调,韩日矛盾本质上是两国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认识差异问题,因此比起政治负担沉重的政府,通过社会各界广泛沟通化解误解的努力更为重要。他表示:“两国政府因舆论等国内政治困难,在根本问题上难以相互解决”,“我认为需要学界、民间人士、知识分子共同凝聚智慧,为两国的百年大计寻找根本解决办法。”
李会长力陈,在对日关系上,除沟通之外,两国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也十分重要。他认为,FTA一般被视为国家间经济合作,但现实中意味着与缔约国整体关系的强化。李会长表示:“在谈FTA带来的利益时,仅局限于经济层面的微观视角并不可取”,“必须综合判断缔约国之间整体政治关系及安保合作等广泛关系的发展,才能得出准确的账单。”
李会长认为韩日建交以来最令人遗憾的一幕,是2005年韩日FTA签署的搁浅。他自信地表示:“FTA不只象征经济层面的合作,而是两国综合合作的象征,因此有必要积极研究与日本的FTA”,“推进韩日FTA将整体上成为改善韩日关系的基础。”
曾任驻印度大使的李会长在支持政府推进新南方、新北方政策等外交多元化的同时,也对印度的重要性被忽视表示遗憾。人口已超过13亿的印度,是继中国之后拥有第二丰富劳动力、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特别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执政后通过强有力的改革政策,使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受到全球投资者关注。日本早已高度评价印度的潜力,自上世纪80年代起进入印度市场,中国也自2000年代起大力投入与印度的经济交流。
李会长提高声调表示:“印度具有可与整个东盟相比的重要性,从政治上看甚至可以说是比东盟重要得多的国家”,“在新南方政策中有必要更加关注印度,增加对印度的人力与物力投资。”
他还提出,在推进新南方政策等过程中变得极为重要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政策上,也应确立我们自己的特色。由于我国政府可运用的ODA规模远不及发达国家,因此应把我国从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经验作为武器。李会长建议:“在ODA方面,我国尤其在经济发展初期有接受外国援助的经历,我们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国援助,因此在如今具备经济能力之际,应努力最大限度扩大ODA规模”,“在ODA领域我们很难与发达国家在规模上竞争,因此应以我们自身从发展中国家成长为发达国家的诀窍为基础,持续推进发自内心的ODA。”我国的ODA规模约为国民总收入(GNI)的0.1%,低于日本(0.2%)、德国(0.6%)、英国(0.7%)。
李会长建议,为解决韩国外交范围扩大所带来的长期人力不足问题,有必要利用“支持体系”。他认为,由于预算问题难以增加外交官,因此应增加支持他们的工作人员。他确信地表示:“我国外交官的数量相较支持人员偏多”,“若为其配备一名人力成本较低的工作人员,外交官的工作效率可以大幅提高。”/整理=朴宇仁记者 wip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