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09 | 임석훈 논설위원

[清论直说]“把促进竞争法滥用为驯服企业的手段…三流不该教一流”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尽管经济界忧虑不断,Commercial Act·Capital Markets Act施行令修正案仍从本月起正式实施。财界曾反对称,这些法案是将干预和控制扩大至外部董事及股东大会的反市场政策象征,但政府毫不理会、强行推进。以“尽责管理守则”等动员韩国国民年金的经营干预也无停止之势。与此同时,Ministry of SMEs and Startups还以防止技术挪用为名义,推动修改共生合作法。政府无视财界屡次要求重新考虑的呼声、一意孤行,各方担忧本已动摇的整体经济将受到不良影响的声音高涨。5日,记者采访了曾任韩国商事法学会会长、企业法学会会长的成均馆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名誉教授崔俊璿,听取其对Commercial Act修正案等问题及替代方案的看法。

-财界甚至用“惨淡”形容。问题何在

△问题在于限制“自由”。Commercial Act施行令限制职业选择自由、营业自由和契约自由,破坏自由民主主义法律的基本原则“私法自治原则”。我们通常认为政治自由重要,其实经济自由更重要。政治自由归根结底也是为了确保经济自由。因为国家直接控制经济活动,就会侵害经济自由和生存权。尽可能最大限度保障国民的经济活动自由,国民才会富裕,国家才会富强。如今韩国不幸的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日益加剧。

-具体以何种方式进行。

△限制外部董事任期、董事会须纳入工会成员、董事会必须任命女性、公开披露高管详细履历、选任监事(委员)时限制大股东表决权等等,数不胜数。这些都是多余的干预,是其他国家难以看到的规制。从明年起,还要求在股东大会一周前公开事业报告书和审计报告书。这会产生使股东大会集中于3月末的效果,很可能与分散股东大会的本意相反。全经联、大韩商工会议所、经总、上市公司协议会等不断通过研讨会指出问题、加以呼吁和恳请,但政府完全不予倾听。连这些团体都完全不通,个别企业更何以堪。心情只能是惨淡。

-Capital Markets Act同样成为企业负担。

△Capital Markets Act施行令保障对国民年金放宽适用“5%规则”,为国民年金广泛履行所谓尽责管理守则打开了通道。国民年金此前一直选定重点管理对象企业,并与对象企业持续对话。主要就分红、高管薪酬、与董事选任及解任相关的章程变更、股东提案等,积极行使作为股东或受托人的权限。而上月7日,总统在新年贺词中再次强调“公平经济”是主要国政课题之一。特别是提到尽责管理守则,称“将通过施行令等的制定与修改使其落地,并将尽快构建能够引导大企业健康经营的基础”。最终这需由国民年金推进。对分红、高管薪酬、高管选任与解任等治理结构问题、股东提案等的干预变得容易得多。在此过程中,还出现了与作为本法的Capital Markets Act规定相冲突的规定。

-国外情况如何。

△在股东大会选任监事时将大股东表决权限制为3%的国家,只有韩国。真是了不得的国家。任何东西进入韩国都会变成坚硬的岩石。全球200个国家都有反垄断法,但反垄断法本意在于促进竞争。对这一目的漠不关心,将其扭曲为监视大企业的法律、当作整治大企业的法律来运用的国家,只有韩国。尽责管理守则起源于英国,一般而言英国企业没有主人。没有主人的企业,经营者可能谋取私利,因此把对其的监督交给机构投资者,这就是尽责管理守则。这一制度完全不适合实行所有者经营体制的韩国。日本引入它,是作为安倍晋三首相激发企业家精神计划之一,让因终身雇用而懈怠的经营层与机构投资者对话,以摆脱“失去的二十年”。而且它是自律规范,对不遵守者缺乏切实的制裁手段。但在韩国,它被视为实现公平经济、换言之驯服财阀或大企业的手段,企业因此极为不适。此外,政府出面强力促请国民年金介入企业经营,甚至修改施行令以便更好地监督,企业感到负担理所当然。

-政府似乎把国民年金视作万能法宝。

△国民年金去年底整理了《国内股票受托人责任活动指引》,完善了干预企业经营的程序;政府修改国民年金法施行令,在国民年金基金运用委员会下设置了3个委员会。其中有“受托人责任专门委员会”,该机构负责查处企业分红政策与高管薪酬的适当性、经营层贪污背信等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因环境(E)、社会责任(S)、治理结构(G)而致企业价值受损的情形,并采取相应措施。大型资产管理公司道富、贝莱德也确实强调ESG。但这是一种“投资善良企业”的营销策略,是在收益率下降、业绩不佳时至少给投资者一点所谓“成就感”的浅薄商术。国民年金要效仿它们,却相当扭曲。特别是以“未能预见的忧虑事项”为名,预告将对主要涉及集团掌门人家族的反社会行为采取强力应对。

-对基金运用委员会独立性的质疑很多。

△没错。国民年金受各类委员会支配。特别是基金运用委员会委员由各种利益相关团体推荐,20名推荐委员中仅有3名代表企业,由大韩商工会议所和经总等推荐。国民年金基金的收入由体现年金保险费收入的社会保障缴款、运用收益、其他和国库支援构成。2018年国民年金总收入为61.76万亿韩元,其中社会保障缴款为44.37万亿韩元。其中86%即38.24万亿韩元由职场加入者依法强制征缴,而职场加入者部分的一半由企业承担。至少应保障43%的话语权,但如今企业的声音仅为二十分之三。

-如何改变这一结构。

△基金运用委员会大部分由市民、劳动者、消费者团体和研究机构等推荐的人士填充,但民主劳总与韩国劳总两大劳总的会员人数,仅占可加入工会的劳动者人数的11.8%。他们是否具备代表全体劳动者的代表性值得怀疑。这需通过修法解决,应由韩国保健福祉部提出政府方案,或由国会议员提出修正案。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不直接任命政府官员。特别是加拿大年金投资委员会(CPPIB),12名董事全部由“民间经济、金融专家”构成。

-有人指出韩国中小企业部推进的共生合作法是“共同灭亡法”。

△共生合作法修改由中小企业部推进,内容十分恶劣。即委托方大企业与受托中小企业一旦建立交易关系,之后若解除该交易关系并自行生产相关物品或使用其他公司产品,就推定为挪用了此前中小企业的技术。一旦签约,若受托中小企业不放手,即使合同期满也无法解除。如此一来,近代私法的基本理念“契约自由原则”将彻底崩坏。特别是创新型中小企业进入市场的通道很可能被从根本上封堵。这是使市场僵化的毒素规制,有损共生合作法的精神,可能大量造成无辜处罚。最终会毁掉市场经济,并很可能加速企业外逃。

-有观点认为过高的企业继承税阻碍企业成长。

△英国《金融时报》(FT)上月13日刊文称,韩国的家族企业正因文明世界最高税率的继承税而受到威胁。这一问题非常严重。经营出一家大企业之后,等于要强制献给国家。这违背人类想为后代留下些什么的本性,是极大的错误。取得该财产时已纳税,仅因把它赠与他人就要再次纳税,这是明显的双重征税。继承企业经营权时税率最高达65%,即使把股票全部卖掉也可能不够。国内主要企业家大多因继承税而面临成为违法者的处境,这既反文明也反资本主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6个成员国中,没有继承税的国家多达19个。废除继承赠与税刻不容缓,但难以容忍他人富裕的国民情绪是个问题。若眼下困难,长期也必须改革。

-政府的企业政策应如何改变。

△把企业家变成罪犯的问题非常严重。截至去年底,285部经济法令中有2657条处罚规定,其中83%(2205条)规定连经营者一并处罚。企业并没有要求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东西。只是请求别来管。只求不要缩短工时、提高最低工资、上调安全标准、强迫分红、威吓经营者、动辄把人送进监狱。只是请求三流(政治)不要试图教导一流(企业)。/论说委员任锡勋 shim

阅读韩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