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于京畿道城南市一所特色化高中的A同学,入学后不久便因其他班级学生持续的辱骂(包括贬低外貌等)而患上恐慌障碍,甚至采取了极端举动。在学校的调解下忍耐了一年多的A同学,因事态持续,于去年4月申请召开校园暴力对策自治委员会(校暴委)会议。但校暴委的结果,对施暴学生作出的处分仅有禁止接近措施。然而A同学在该措施之后仍出现恐慌发作、被送往急诊室,不得不承受精神伤害。
如A同学的案例所示,外界持续指出,在现有校暴委体制下作出的处分与受害学生的感受相去甚远。围绕此类公平性争议以及家长委员缺乏专业性的问题,针对校内校暴委的质疑声不断,去年教育部决定从即将到来的新学期起,将原本在校内召开的校暴委移交至教育支援厅。但专家们一致认为,如果决定施暴学生处分的评价标准保持不变,让受害学生落泪的现实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
据教育部8日消息,对校暴委处分不服、希望申请复议的受害学生比例持续上升。2016年校暴委处分共4万9933件,其中受害学生要求复议的为799件,占1.6%;次年即2017年增至1.9%(1186件),2018年再度增至2.1%(1422件)。
教育部去年8月决定,将原本以学校为单位召开的校暴委移至教育支援厅层面。这是接受了外界关于家长委员缺乏专业性导致处分客观性与公平性不足的批评。专家中也有观点指出,家长委员与受害及施暴学生的父母相熟,难以作出客观判断,并容易轻视事件。
但这一措施能否消除此前的争议尚不明朗。因为校暴委召开的场所变了,模糊不清的标准却依旧保留。根据《关于校园暴力预防及对策的法律》,委员们依据《施暴学生处分适用细则标准(适用标准)》决定对施暴学生的处分程度。其中以暴力的持续性、故意性、悔过与和解程度等5项要素为标准。通过累加各项分数,决定从书面道歉到最重的开除学籍的处分。
问题在于,以1至5分尺度评定的各个项目,其评价因委员个人而差异巨大,处分也因此难免主观。例如在这种结构下,即使同样造成同级同学需两周治愈的伤害,各校作出的处分往往各不相同。对此,青少年暴力研究所所长朴玉植解释称:“与一般刑事案件不同,校暴委没有可供参考的判例积累,作出客观判断的依据薄弱,因此常常出现让受害学生感到委屈的处分,这就是现实。”
也有人指出,悔过与和解项目目前的权重是否对施暴学生有利。尽管校暴委的目的在于以教育方式解决问题,但在发生残酷的暴力之后,即便施暴学生的态度实际上没有改变,只要在校暴委召开时表现出悔过意愿,处分就可能偏向施暴学生的立场。该类项目在整体中所占比例为40%,若考虑附加要素,实际比重通常高于此。校园暴力受害者家属协议会部长车龙福表示:“受害学生想要的是真心的道歉,但在校暴委阶段确认这一点确实很难”,“悔过与和解项目在5项中占据2项的标准,有必要稍作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