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外国资本骤然外流,此前盲目依赖举债的韩国企业接连破产、违约,并引发大规模失业。韩国政府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救助贷款,由此不仅企业、整个韩国经济都经历了严酷的结构调整,以至于至今仍有人一听到“IMF”这个名字就心生恐惧。
然而,曾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先锋”、背负“发展中国家的死神”恶名的IMF开始发出自省之声。2011年9月,在美国“占领华尔街”示威蔓延之际,刚刚就任IMF总裁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高层干部会议上追问“我们为何没能预测到这一切”,并询问“IMF该如何应对”。此前IMF一直是在世界一体化与增长使命之下强力拥护资本国际流动的机构。问题在于,它急于前进,对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相对疏忽。
新书《IMF,对抗不平等》带有某种反省书的性质,是曾被批评倾向新自由主义的IMF经济学家们就不平等问题所作的研究。作者们分析了1965年至1990年间高速增长的东亚与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得出结论:不平等的加深也会令经济增长停滞。也就是说,如果拉美国家当时把不平等差距缩小一半,其增长期本可延长一倍。
如果不平等抑制增长,那么造成不平等的因素是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与可自由流动的资本不同,劳动的流动是有限的,因此“当资本的流动可能性较高时,企业可以威胁劳动者,若不接受低工资就撤离”。传统上人们认为贸易与技术是不平等的原因,但作者们通过研究证明,IMF一直建议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结构改革同样在加剧不平等。政府越是推行紧缩政策,分配就越恶化,因此书中建议应朝着减少这种影响的方向设计政策。
虽然有人担忧缩小不平等的政策会拖慢增长,但作者们反驳称“再分配只要不走极端,就不会损害增长”。平等的医疗保健与教育机会虽难在短期内见效,但为解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仍属可取。这本书不仅改变了IMF看待不平等的视角,也改变了外界看待IMF的视角。同时,它开始一点点展现出“有人性面孔的IMF”。定价1.8万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