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日劳动界元老们对登上“第一大总工会”位置的民主劳总提出应尽社会责任的批评,被解读为要求其摆脱1987年劳动者大斗争以来形成的30余年对立性、战斗性劳动运动。他们认为,民主劳总如今丧失了昔日全泰壹烈士的“自我牺牲与团结精神”,只代表前10%有组织劳动者的利益,遭到国民冷眼,正在社会上被孤立。他们还表示,民主劳总应更加关注中小企业和非正规职劳动者的困难,同时应就平台劳动者出现等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应对与政府或企业展开合作。这些30年前为民主劳总成立作出贡献的元老还进言,不要把理论或理念摆在前面。
首任事务金融劳联委员长崔载浩等劳动运动元老当天在记者会上对民主劳总提出的要求,可以概括为“参与社会对话”。即要尽到与第一大总工会相称的社会责任,就应参与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并发声。他们强调:“认为劳动运动应超越‘局限于单个企业的工资斗争’或‘名不副实的总罢工’、发挥更为大胆作用的主张正在获得说服力”,“如果仅靠斗争无法实现,就不能忽视不应放弃社会对话等多种方式的谈判战略。”
出席记者会的元老们反问,民主劳总在多大程度上涵盖了未能组建工会的非正规职或所谓“平台劳动”从业者等处于劳动权死角地带的人群。他们针对民主劳总指出:“应自问为使10%的中心部劳动能够包容整体,此前作出了怎样的努力、推进得有多真诚。”尤其强调:“低增长结构固化、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乃至气候变化,若不由政府与劳资在中长期内共同解决,将无法保障可持续的未来。”这是要求劳动运动作出与新的时代课题相称的变化。
崔前委员长在与Seoul Economic Daily的通话中表示:“如果把民主劳总看作家庭、把个体劳动者看作其成员,那就要思考民主劳总的行动是否照顾到了整个家庭”,“意思是既然成为了第一大总工会,就要负责任地回应社会的要求。”他说:“我们都快70岁、退休已久,还能再指望什么呢”,“作为当年打下民主劳总基础的人,只是希望它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
对此,民主劳总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劳动运动元老们所讲的用意,我们充分理解。”但尽管有这些元老的劝告,民主劳总在4·15总选举前似乎仍将坚持一味强硬斗争的“我行我素”路线。上月代表大会上就参与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的议案激辩12小时以上,却既未通过也未否决、未能作出结论,就是明显一例。本月17日召开的例行代表大会上也没有列入有关参与经社劳委的议案。被归为温和派的现任委员长金明焕2017年选举时以推进社会对话为主张当选,却仍被内部强硬派压制。
民主劳总的立场是,拒绝参与作为劳资政协议框架的经社劳委,而是构建劳资、劳政直接谈判的框架来参与社会对话。即分别与政府和财界建立协议框架,以争取自身诉求。民主劳总已参与就业委员会、最低工资委员会等各类政府直属委员会并发声。
另一方面,有意见指出,考虑到政府为搭建经社劳委这一社会对话平台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另建谈判渠道是难以接受的要求。职务工资制等公共机构工资体系、公交等运输产业的劳动时间、“防止过劳死法”等多种议题已在经社劳委讨论。劳动界一位相关人士指出:“劳动界只有通过社会对话平台,才有名分就劳动领域以外的各类社会议题发声。”
尽管劳动界内外要求参与社会对话的声音日益高涨,民主劳总仍很可能以文在寅政府正与“尊重劳动社会”背道而驰为由,强化对政府的攻势。前一天,民主劳总在与韩国劳总共同主办的大讨论会上,在4月总选举前将修改工会法第2条以保障特殊雇佣劳动者的工会权利、以及对5人以下事业场适用劳动基准法定为核心要求,同时提出了非正规职、财阀改革、政治改革等各领域8大立法课题。






